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以我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2013—2020年国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的视角研究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示:股权多样性、股权制衡度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企高管超额在职消费行为。在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国企混改”)背景下分析股权结构对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影响,补充了相关领域的研究,建议国企进行混改使股权达到平衡,提升公司治理效率,抑制高管腐败行为的发生。

“乌木之争”背后的立法公有制逻辑——对主权先占制度价值观的探讨

乌木归属引起的纠纷,近两年成为又一研究话题。乌木有着特殊的自然属性,在法律中应归为埋藏物。对于《物权法》和《民法通则》中关于无主埋藏物归于国有的规定,其背后的立法逻辑值得考量。这种归于国有的规定,不是一般的先占制度中土地所有权人对于埋藏物的权利衍生,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制度构建。经历过分配后的所有权不应存在优劣之分,分配的立法逻辑亟待变革。

基于零知识验证的密文去重与密钥传递方法

文件去重技术已广泛运用于云服务器中,有效地减少带宽并提高资源利用率.目前大部分客户端密文去重方案中,文件加密密钥均采用收敛加密,当文件部分信息泄露或文件熵值较小时,收敛加密不能保证语义安全;部分方案中文件所有权认证采取挑战一定数量的文件数据块进行所有权认证,仅能在一定概率条件下通过所有权认证;部分方案中加入可信第三方,需要更高安全假设,不适用于现实场景.针对上述不足,该方案提出了一种新的密文去重场景下所有权认证与密钥传递方法,利用零知识验证方法,通过不损失熵的文件大摘要实现文件所有权认证,利用隐藏凭据恢复方法实现密钥安全传递.该方案具有密钥与文件分离、完整所有权认证、不使用第三方传递密钥等特点.安全性分析理论证明本方案所有权认证及密钥传递达到了可证明的安全强度,实际云平台测试数据表明:该方案减少了密文去重运算量,使用户可以更高效地使用云服务.

基于PCA和HMM的汽车保有量预测方法

分析了常用的汽车保有量预测方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隐马尔可夫模型的汽车保有量预测方法。选取国民总收入、人均GDP、人口总数量、城市化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钢材产量、公路货运量、公路客运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个指标作为汽车保有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提取了主要影响因素的主成分。以提取的主成分与汽车保有量分别作为自变量、因变量,建立了回归分析模型。以汽车保有量回归预测值的年增长率为隐状态,以回归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为可见信号,建立了隐马尔科夫模型,并对的汽车保有量回归预测值进行修正。分析结果表明:基于1994～2008年的中国汽车保有量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历史数据,应用提出的方法得到2009、2010年的汽车保有量修正值分别为6.220 96×107、7.825 12×107 veh;与2009、2010年实际汽车保有量比较,相对误差分别为-0.95%、0.30%。可见,基于主成分分析和隐马尔科夫模型的汽车保有量预测方法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能够适用于短期预测。

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的分离及其法律规制

在金融创新的冲击之下,禁止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分离的默示性规则被打破,分离的主要表现是空洞投票与隐性(变异)所有权,由此导致作为公司治理核心机制的股东投票制度失灵。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的分离,其实施主体以市场驱动型的机构投资者为主,在行为外观上表现为合同行为与技术操作行为的联结,在责任机制方面受到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双重制约。股份投票权与收益权的法律规制,需要引入合作规制的理念,将合约规制与公权规制进行合理搭配,通过对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投票资格限制或剥夺条款、不当利益追回条款、信义义务条款的制度安排以及"实质主义"信息披露准则的确立,维护资本市场的法治秩序,实现金融创新与公司治理的竞争性平衡。

卖空的事前威慑、公司治理与高管隐性腐败

本文以我国融资融券的分步扩容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卖空的事前威慑对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分析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卖空机制作用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卖空的事前威慑能够有效抑制高管隐性腐败行为,显著降低在职消费水平,尤其是超额在职消费,并且卖空机制对高管隐性腐败的治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地,通过剖析卖空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发现卖空机制加强了外部投资者和股东的监督作用,并促使公司提高了高管权益薪酬比重,使得高管与股东共担卖空导致的股价下跌风险,从而有效约束了高管的隐性腐败。此外,卖空机制的治理效应依赖于成熟的市场化环境,即只有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卖空机制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理作用。而卖空机制与公司内部治理之间具有“替代效应”,当公司内部治理失灵时,卖空机制能够代替内部治理来规制高管的隐性腐败。本文不仅拓宽了卖空机制治理效应的有关研究,为我国放松卖空管制提供了微观的经验证据,而且为治理高管腐败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