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史《儒林传》扬州学人记载的形成

扬州学派被视为清代儒学的一个重要派别,研究成果较多。但学界未曾注意到,清史《儒林传》对扬州学人有系统的记载,且形成过程复杂,是该学派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本文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史《儒林传》相关档册,从纂修层面揭示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和第四次稿对扬州学人的记载情况。清史《儒林传》第一次稿中,阮元将任大椿为代表的扬州学人群体载入,但该传被删除。光绪年间,清史《儒林传》第四次稿中有八位扬州学人立为正传。这些传记在扬州府呈送的《儒林刘宝楠刘文淇朱士端王念孙汪喜苟焦循凌曙江藩(江苏咨送采访册)》的同名传记基础上删改而成。国史馆纂修官重点改写并表彰了扬州诸儒在《易》《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等专经研究上的成就,彰显了扬州诸人的“汉学”宗风,突出了他们的地域联系和家族特色。清史《儒林传》虽未用“扬州学派”之名,但已经记载了扬州学派的学风和地缘特色等要素,在正史中确立了扬州学派的史料基础。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唐代啖赵陆的《春秋》学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的主要思想和特点体现在尊经贬传思想、对尊王思想和义理的阐发、疑传和疑经、会通三传与直寻解经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统一 ,构成了他们一致的经学思想 ,体现了与前人不同的治经趋向 ,具有经学转向的意义 ,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初探

同吴绂的相互问难触发了江永撰作《周礼疑义举要》的热情,该书在《周礼》的军事研究、赋税研究、礼典研究方面多有收获,是江永《周礼》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考工记》研究成就最为突出。采用文法分析、民俗民风实证是研究特色。注意吸收西学知识,适当使用常理推测法。江永的《周礼》研究为金榜、程瑶田、戴震、孙诒让所发扬光大。

文学批评史上的毛诗之学——兼论“言各有畛”意识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

毛诗之学的主要贡献在经学 ,文学批评史对毛诗派的理论文献有自己的关注重心和解读立场。和先秦诗学相比 ,毛诗派诗学表现出明显的理论视野上的转换。由于毛诗派在转换理论视野时 ,对前在的知识缺乏自觉的批判意识 ,理论品格带有混沌驳杂的性质。但毛诗派正是以其理论的混沌驳杂性 ,在中国文学观念净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陈涉之启汉高”

论清代的《大戴礼记》研习——兼谈传统经典与科举

清代是《大戴礼记》研究的高峰期。自戴震、卢文弨等相继校订后,有关它的专书研究和专篇研究佳构迭出。清代学者对《大戴礼记》的经典价值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挖掘,并有了新的认识,普遍认为不仅材料可补载籍之阙,可证传统经典笺疏,而且与早期儒家理念、与"三礼"相表里,尤其《曾子》十篇与《孝经》完全一致,地位远在《大学》《中庸》之上。因此,《大戴礼记》作为儒学经典的地位不容置疑,历代以来将其视为正经附录的做法颇失公允。也正是因此,宋代以来有关《大戴礼记》"列为十四经"的说法,有无史实根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十四经"之一,受到重视和表彰。借助科举这根指挥棒,《大戴礼记》逐渐受到士子的关注,有关它的基础性知识也逐渐得到普及。

吴敬梓的经学观

本文从分析上图所藏清抄本《诗说》着手,说明了吴敬梓有着独到的经学观,从而也证实了吴敬梓确实是一位传统文化学养最丰厚,理性思维最出众的白话小说作家。《儒林外史》的反理学倾向以及对功名富贵、应征辟和士人心态的剖析均可在《诗说》中找到依据,吴敬梓的经学观奠定了他小说创作的思想基础。

清儒戏曲观探考

清儒的戏曲观大多集中在对戏曲地位和功能的认识上,并且受所处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清初理学家对待戏曲的态度基本以反对或轻视为主。清中叶汉学家的经学本位主义立场决定了对戏曲的态度,或是将戏曲视为经学的附庸,认为戏曲有功经学,或是将戏曲视为小道。清末的学者大多能认识到戏曲启发民智和启迪人心的作用,努力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并推进戏曲的研究。大多数清儒对戏曲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他们爱好观剧,为戏曲剧本题写序跋,肯定其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却从内心轻视戏曲。这种矛盾态度与戏曲本身的内容取向和审美取向有关。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

《史记·儒林列传》与《汉书·儒林传》的比较研究

马班二人学识渊博,皆为“通儒”。他们二人都论述了自孔子以来的经学发展历史,尤其是叙述了汉初以来经学的传授与继承,但是司马迁和班固二人对待经学的态度是并不相同的。

卫辉理学家诗文研究

姚枢、许衡、窦默和郝经等卫辉理学家乃金末元初北方第一批理学大家,也是元初北方文坛非常有代表性的文人群体。他们在学术和文学主张上有很多共同之处,重视实用和经世之学,其诗文创作在元初北方文坛具有很高地位,在诗文中体现为率真洒脱的真性情和含宏纯朗的人格,在诗歌创作中体现出生命的通透和醇厚明朗。他们的文章以政论文为代表,凸显了其社会身份,作为典型的从政理学家文章创作典范,展现了那个特殊时期理学家特有的风格和特色,具有深远的研究意义。

何炳棣先生与先秦思想史上一个关键性问题

何炳棣先生认为,孔子、老子均在孙武之后,《孙子兵法》是最彻底的行为主义,诸子不过是给行为主义披上不同的外衣。依照何先生的意见,先秦思想史需要改写。事实上,的确存在礼乐文化、孙吴之术、诸子之学三个相互连续的发展阶段。汉代为纠兵法家之偏,才把殷周遗典抬到经的地位,开启了新的经学时代。

文学人类学介入经学:超越乾嘉的尝试——读《神话历史》丛书有感

《神话历史》丛书在资料处理、理论运用,或者说二者的"互动"上都达到一定的"规模"。对于经史相连的中国式"古典学",尤其是"礼学"、"春秋学"等,"丛书"作者,跟近年学术新进们一样做了相当艰难的摸索与尝试,以"西学"为参照系,在经籍思想内容、历史意义、文化观念、思维机制的探掘上,尤其是给予现代性的哲学升华上,花了力气,也得到一些收获。

汉元帝重用经学之士浅议

元帝即位时,各种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前朝“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而采用“以柔治国”的儒家方略,以缓和社会矛盾;元帝本人十分尊崇儒家经学,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具有深厚的经学功底:这些就是元帝重用经学之士的原因。元帝多途径地大量选用经学之士,使当时官吏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促进了经学和封建交化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清乾嘉《汉书》研究的总成绩与检讨

清乾嘉时期的《汉书》研究,是乾嘉学术乃至整个清代学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乾嘉诸儒以考据入史学,既援经入史,又以史证经,围绕《汉书》的纪、表、志、传“四体”及史汉异同作了全面研究与总结,不仅产生了大量相关专门论著,在通释性研究、表志校注及史汉异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还涌现出大量文集笔记,成为对《汉书》专门性论著的有益补充,并在整体上呈现出集大成式的多元化、多样性研究面貌。可以说,清乾嘉《汉书》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注重纵横结合、通断比较,坚守中有突破,综合中有创新。对于清乾嘉《汉书》研究面貌、特征与成绩进行严谨科学的梳理辨析,有助于对清代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史学史研究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并提供一定借鉴。而对于中国传统“《汉书》学”而言,清乾嘉《汉书》研究是登堂入室的拐杖与钥匙。

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述略——以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为例

学界对清代湘学史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晚清部分,而对清代前中期的湖湘学术(尤其是这一时期的经学史)研究不多。从湖南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来看,明末清初的湖南确实不能算作"人文被沾"之地。然而自王夫之以后,清初的湖南说经注经者不绝如缕。雍乾之际,学风丕变,湖南仍有一些以经学名家的学者,留下了相当可观的经学著作,李文炤、王文清、余廷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清代前中期湖湘经学家多重视礼学,强调践履与实用;不分汉宋而博采诸长。这些共同特征,不仅使得清代前中期的湖湘经学在当时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对晚清湘学的崛起有着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