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分析——来自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证据

深入考察数字经济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是加快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要义。利用劳动力市场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助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影响机制,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数字经济对于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推动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且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为东、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助推本地区的共同富裕进程效果尤为显著。机制分析和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技能升级在数字经济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门槛阈值将提高劳动力技能升级对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积极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基于内部控制的考察

在全球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及成本费用产生了深刻影响。利用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粘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力成本粘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东中部地区企业更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降低劳动力成本粘性具有长期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用工粘性而非薪酬粘性,且主要影响普通员工而非高管;企业数字化转型还能够更好地提高劳动力成本经济效率。本研究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性态的影响机理,为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

新时代如何在大学生中有效培育劳动精神

新时代大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具备必要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才能满足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高校来说,培育大学生的劳动精神是劳动教育的核心。目前,在实践层面,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认识层面,形成了劳动教育核心素养的共识;在研究层面,研究者开展了有关劳动教育的大量研究,相关成果不计其数。但高校在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五育并举的劳动教育体系还未真正建立,高校、家庭和社会还未形成有效培育劳动精神的合力,高校内部未形成有效培育劳动精神的协调机制,劳动教育课程缺乏劳动精神培育的聚焦点,大学生劳动精神的培育缺乏关键抓手。为在大学生中有效培育劳动精神,需要从理念更新、资源整合、教材优化、路径选择等方面加以改进。

分娩镇痛:舒适与安全并行,教学与质控并举

分娩镇痛是以遵循产妇自愿和临床安全为原则,通过实施有效的分娩镇痛技术,以最大程度减轻产妇产痛的医疗服务。2018年,北京协和医院成为我国分娩镇痛首批试点单位,近年来在分娩镇痛高质量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满意成果。本文主要介绍北京协和医院分娩镇痛相关经验,具体包括:(1)合理调配人员安排,多学科联动制定标准化诊疗流程,为安全分娩提供舒适度保障;(2)完善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方案,为安全分娩保驾护航;(3)传递先进的教学理念,将分娩镇痛培训与救治演练落到实处;(4)开展教育与科普讲座,帮助产妇树立科学分娩镇痛观。希望该经验分享可为我国各级诊疗机构提供参考和借鉴。

劳动力老化如何影响劳动生产率?——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中国自200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作为社会经济基本要素,劳动力老化使得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新挑战与新机遇。为探索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于2000—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在借鉴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长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老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考察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劳动力老化主要通过影响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作用于劳动生产率;此外,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公共政策可以有效降低劳动力老化对劳动生产率的消极影响;最后,本研究认为,若想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就要加强对生育问题的关注,要从劳动技能提升、公共财政投入等方面制定专门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并在具体实施时,注重相关政策向中西部地区、二线及以下城市等特定地区倾斜。上述这些研究结论有助于从劳动力老化视角解释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的表现差异,对于推动人口发展新格局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构成要素和制度保障机制

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需要回到其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从技术形态、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生产力演进三个层面,探寻新质生产力的丰富内涵;通过对劳动过程的剖析解构新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并分析其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影响;最后考察经济制度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作用。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及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的生产力,是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需的一类生产力,要融合提升传统生产力,展现新时代新活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对新时代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产生重要影响。为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动力不仅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还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内生活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独有优势和根本保障。

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兼论“不完全劳动关系”

从属性是解读劳动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各类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中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从历史的角度考证,源于启蒙时代个人主义思潮的从属性催生了劳动法,使之从行会规则中独立出来,进入国家干预的领域,同时赋予了劳动法“人法”的属性,从而脱离民法交换给付的维度,形成了一个以关注主体特征和组织特征为视角的全新的法律领域;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国劳动法学界在全面接受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之后,正在有意识地构建中国自主的劳动法知识体系。在法律规范的层面上,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明确从属性的类型、权重和要素等相关内容,但是在法律实践的层面上,已经确定了“从属性+要素”的劳动关系认定思路,并开始反哺劳动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不完全劳动关系”系我国为应对平台用工进行的一项政策性司法创设,劳动关系从属性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理论支撑。从逻辑上推理,不完全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民事劳务关系遵循一致的从属性考量标准,因此能够构成一类独立的法律关系。

共同富裕背景下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的经验证据

坚持在发展中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是实现共同富裕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基于2016年和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两期数据,采用O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回流通过促进创业对农民福祉产生积极作用;社会网络则强化了劳动力回流对农民福祉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劳动力回流对福祉水平处于下50%分位数、中西部地区以及转出土地的农民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开放村庄,疏通劳动力“城-乡”流动渠道;优化环境,激励回流劳动力开展包容性创业;搭建平台,健全回流劳动力的社会网络链条,最大限度地发挥回流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优势,并与本地资源禀赋有效对接,是保障民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选项。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应变与坚守

劳动在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人工智能给人类劳动带来一系列机会和挑战。厘清智能时代人类劳动的变与不变,是把握劳动教育变与不变的逻辑基点,更是探讨当前劳动教育发展路向的逻辑前提。人工智能既改变了人类劳动方式,也从引导劳动教育智能化生长、引领劳动教育专业化发展和促使劳动教育迭代升级等方面,赋能劳动教育。面对智能技术对人类劳动的挑战,需劳动教育重塑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气,关注智能素养的培育,并从课程、学生、教师三方面变革传统教育范式。同时,由于智能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劳动教育仍需培育人不可替代的劳动能力,明确技术为人服务的主体价值,并在劳动中逐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以此,既回应智能时代需求,又坚持教育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从劳资对立到相互成就:对抗性劳动法制的反思和变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制以“劳资对立”为基础和逻辑,背景是大机器生产时代阶级对立的雇佣关系和中重度体力劳动,我国现行劳动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社会主义不存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关系的根本性矛盾,而且公有制在我国占主导地位,劳动者远超“劳工”范围;普遍的脑力劳动和轻微体力劳动,高度市场化和科技进步条件下的灵活生产、工作,冲击着僵化的劳动法制;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兴趣志向和事业追求而工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中国不存在也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故应当在此新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构建一种劳动者和企业相互成就的和谐劳动关系与包容、柔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法制,一体适用于各种经营性的雇佣及劳动合作,劳动事故和失业等风险概由社会保险暨社会承担以解决个别企业经营及市场竞争的后顾之忧。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估与时空格局分析——基于“先进性—发展潜力—实现水平”的三维测算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客观存在性、动态发展性和价值创造功能,本文从生产力的先进性、发展潜力和实现水平3个维度构建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CRITIC-熵权法测算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标准差椭圆与重心迁移模型、Markov链分析等方法刻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时空格局,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持续提高,但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先缩小(2012—2016年)后扩大(2016—2021年),地区差异及其变化主要来源于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三大区域间的差异,东部与西部最大,东部与中部次之,中部与西部最小;区域内各省份间的差异,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新质生产力空间分布重心位于河南省内,并先向西(2012—2017年)后向南(2017—2022年)移动;新质生产力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分布(标准差椭圆面积减小);各省份新质生产力的相对发展水平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和“俱乐部收敛”趋势;地区新质生产力相对发展水平的变化受到邻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各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地区间的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空间格局的演进。

劳动关系微分化视角下网约工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

在算法技术与平台经济相得益彰共同推进数字经济向纵深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关系日益呈现出微分化的演化趋势,使得以网约工为代表的新业态从业人员陷入了“身份不明确”的主体性危机与“权益保障难”的双重困境,不仅对传统的劳动从属基础性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也日益凸显现行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现状。基于网约工群体经济从属性、人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微分化趋势之系统理论分析,科学审视与证成微分化视阈下具有劳动从属性的网约工“第三类劳动者”之身份,并将“内在经济与人格从属程度的差距均以外在劳动量的差别为表现形式”这一从属性微分化之核心作为识别与判定标准,对具有不同强度从属性的“第三类劳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劳动法倾斜保护,希冀能平衡平台经济有序发展与网约工劳动权益合法保障之间的关系,为健全和完善我国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符合数字经济内在运行规律的科学立法选择。

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8—2020年中国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CEIC经济数据库,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县域乡村数字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并基于劳动力供给数量与劳动力供给时间的双重视角,深入剖析了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劳动要素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县域乡村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乡村数字化发展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在工作地点和工作场所等方面选择的灵活性,且有效提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兼业的概率,从而增加了劳动力供给数量。第二,乡村数字化发展显著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劳动供给时长,且主要在“工作—闲暇”时间上进行了重新配置,即通过减少休闲时间来增加非农就业时间。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化对女性、“新生代”和低技能农村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时长影响更大。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实现共同富裕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参考。

教师情感劳动概念界定的三个误区

情感劳动是教师劳动的重要属性。教师情感劳动的概念界定需避免三个误区:对霍克希尔德“emotional labor”概念的拿来主义;未区分“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对劳动异化的批判论遮蔽了基于情感本体的生命存在论,劳动(labor)遮蔽了存在(being)。消解上述误区的重要路径是从“厚概念”角度界定并廓清教师情感劳动的内涵。教师的情感劳动是一个情感意义结构,是一个基于情本体的、饱含着教育价值载荷的厚概念,能够将情绪劳动的合理内涵融括在内,用目的论涵括工具论,据之澄明积极自主建构的生命存在论视域,确证情感劳动之于教师专业成长的本体论意义。

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核心载体。结合城市统计年鉴、人口普查数据与微观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考察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短期具有积极影响,但长远而言,当劳动力老化超过一定程度后,将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劳动力老化通过企业创新投入、劳动力素养机制正向作用于企业劳动生产率,其中企业创新投入是主要作用渠道,但也通过企业劳动力成本机制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第三,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短期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劳动力老化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相关关系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成立,在国有企业中,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同时,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度高的企业中更强,但在行业层面这一效果并不显著;进一步地,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在出口企业中更强;此外,在东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在西部地区,劳动力老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了不利影响。研究结论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定位及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格局逐步形成且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当代高校进行人才培养的核心课题。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劳动教育的目标定位是在树立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基础上培养“高尚品格的人”、“时代发展中的人”与“全面发展的人”。因此,为了顺利推进劳动教育实践,应基于多维关系与视角综合施策,重点从推动主体间合作互补、建立“科学、综合、开放”的课程体系、确立专业支撑与条件保障、推进产学研融合等四个层面建立多维融合的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体系,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层次人才。

数字劳动教育:意涵、价值与策略

数字劳动教育是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耦合的产物,是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的特殊形式。数字劳动教育作为数字劳动者培养的重要渠道,亟须进一步廓清是什么、有何用、如何开展等一系列本体问题。文章以“劳动”—“劳动教育”—“数字”—“数字劳动教育”的分析逻辑阐释新时代数字劳动教育的含义,剖析数字技术内容、学科性数字劳动内容、生产性数字劳动内容和服务性数字劳动内容等数字劳动教育主要内容。相较于传统劳动教育的生活技能特点,数字劳动教育彰显了智能性、便捷性、发展性和整合性的特点。数字劳动教育具有三重价值:社会价值在于开展数字劳动教育是发展数字生产力的有效举措,育人价值在于是促进数字主体实现自我发展的基本路径,实践价值在于赋予劳动教育交互相融的多元样态。实施数字劳动教育的策略包括:坚持以人为本的数字劳动教育理念,防止技术成瘾倾向;树立产出导向的数字劳动教育目的,提高人才数字素养;构建数字生活化的数字劳动教育内容,营造健康的数字生活;重视多主体协同育人的数字劳动教育方法,提升数字劳动教育质量;采用多元的数字劳动教育评价方式,检验数字劳动教育质量。

大数据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在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亟待研究的课题。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作为推动大数据发展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剖析大数据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是大数据发展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潜在路径。(3)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能兼顾“效率”和“公平”,扩大普通员工岗位和薪资占比。研究结果为在微观层面厘清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提供经验证据,为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启示。

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如何影响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

基于人口老化与财务平衡推定提高退休年龄是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的静态逻辑。理论上,最优退休时间取决于劳动者退休后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权衡。劳动生产率是能够同时影响消费水平与休闲收益的本质性变量,对劳动者退休时间决策具有双重效应。劳动生产率异质性使不同劳动者、不同时期的退休时间决策具有明显的异质特征;国家与社会有必要对异质性劳动生产率导致的异质性的劳动者最优退休时间作出回应,从而适时优化现行退休时间政策。模拟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异质性决定了最优退休时间的异质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在基准情境下我国劳动者的最优退休时间约为63.16岁;若要维持60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则必须保持9%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因此,摒弃劳动生产率同质假设并重视通过劳动生产率路径缓解养老金压力、实施激励相容的弹性退休计划、不断提高劳动者与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等有助于改进我国退休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