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与世界历史意义

因应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要求而开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独特的现代化文明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进行存在论变革的思想成果,揭示了内在性主体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断裂,颠覆了西方现代化得以可能的哲学和文化精神根据,由此筹划并展开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人类未来文明新图景。对唯物史观以及以此为根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深化理解由独特文明观引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实践的哲学基础和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性形成与时代性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借助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以及中华传统生态文明智慧,延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环境治理体系以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进一步解决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生产生活建设之间的矛盾问题,在当前的发展过程中也打造了阶段性、历史性和转折性的文明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形成与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在时代发展建设的过程中,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环境思想,持续深化国家领导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并且及时进行创新性延伸,能够推动新时期社会稳定发展和持续性建设。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

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之间密切相关,新时代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特别的着力点。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预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今天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证明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相比,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中还是在人类社会整体格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面临新的境遇,既面临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脉络中所处阶段的新问题,又面临应对不同文明在同一历史平台竞技的新局面。社会历史境况的转变要求唯物史观自觉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的提出是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又一重要论断,以唯物史观的共时性展开回应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境况,同时,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以独特内蕴。故而,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叙事逻辑、批判要义与实践价值

当前人类文明形态的深刻变革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实践,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支撑和引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一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独特文明叙事,它立足实践来勘定文明的存在论基础,透过阶级矛盾来把握文明变迁的深层动力,着眼世界历史来剖析现代文明的层级格局,彻底变革了从观念论出发把文明等同于理性进步的思想传统,凸显了文明的实践性、阶级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通过资本批判“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将现代文明的实质诊断为“资本的文明”,揭示了资本文明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所造成的“过度”和“野蛮”,描绘了以“真正的共同体”推动“自由个性”生成的新文明图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引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进方向,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自觉与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建构具有至关重要的实践价值。

大历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四维向度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一项具有历史眼光和战略高度的重大命题,具有深厚的大历史观意蕴。大历史观为审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向度、世界向度、整体向度、规律向度提供了哲学视野和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传统文明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形态,它是与传统文明形态相区分的新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有机统一的产物,它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生成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和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表达,它并未背离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主义向度,而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具体呈现,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了人类社会演进的前进方向。

全球通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自出版以来,在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全球视角为人们认识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框架,打破了中外传统世界通史编慕的局限性。《全球通史》在谋篇布局、结构、研究方法、观点方面有颇多创新,同时也存在抑中扬欧、否认中国文明的本土起源、对弱势种族关注不够等问题。

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的大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守正创新所获得的理论成果,其中凝结着一系列原创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出现“提高历史思维能力”“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等命题。在对两个大局的统筹兼顾中,习近平的大历史观体现了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以人民为主体开创了“大”逻辑的系统性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习近平的大历史观强调要增强历史主动精神,以积极的历史担当、坚定的历史自信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握历史大势共创历史伟业。通过对习近平的大历史观的唯物史观溯源,有助于准确阐明其原创性贡献,进而为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国样本”提供根本遵循和方法论指引。

马克思《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贡献及研究启示

当今学界普遍认为,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创立的标志。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解释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的必然性。1843年马克思所著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是探究唯物史观起源问题的关键,其中丰富的人类历史研究痕迹充分证明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发展相关问题的长期关注,也使我们得以完整地窥见唯物史观的雏形--“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在MEGA2《克罗茨纳赫笔记》的原始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曾以三个梯队的考察内容将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基本思想层层加以推进。他运用了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研究中常用的历史考察法和交叉笔记法进行考察,最终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文明观的哲学路径。总之,《克罗茨纳赫笔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起源的重要窗口,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脉络。

评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

日本著名学者梅棹忠夫提出的“文明的生态史观”影响巨大,为认识和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现代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检证,“文明的生态史观”存在许多漏洞,作为现代化的一种模式不能成立,作为一种代表性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过分拔高日本文化的倾向,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从第三种历史观看体育与文明的隔阂

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体育的本质是文化,但不一定是文明。第三种历史观认为,游牧民族创造体育文化,而农耕民族贬抑体育文化。体育起源于游牧民族的野蛮,衰退于农耕民族的文明。奥林匹克精神出现在欧洲,因为欧洲是游牧文化传统,而古代中国长期以来谨遵农耕文化传统。体育的渊源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决定了体育与文明之间存有隔阂,城市的诞生使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有了相似的生存方式,同时也诞生了相似的更高级的需求,体育与文明之间的隔阂才在城市文明中得以弥合。

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故事”

近十多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讨论中国发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热门概念,但中国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却尽量避用这一概念,把这一概念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大体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承认其存在并对其持积极肯定的态度;第二种是承认其存在,但对其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将其视为对所谓"西方模式"的挑战和威胁而予以激烈批判;第三种是根本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傲慢地认为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种发展模式。准确理解和正确回应西方对"中国模式"的评价,需要从文明传播的视野切入。从文明传播的视野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从根本上来说基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是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和文明冲突观念的产物,既显示了其极其自负的文明优越感,又展现出其强烈的文明衰落焦虑。基于这样的传播语境,中国在对外传播中应该积极准确地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这既是回应国际话语,争夺"中国模式"话语解释权的需要,更是讲清楚中国故事,展示文明自信的需要--"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不仅能够涵盖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自信,而且还可以涵盖基于更深层的文化因素的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方向的必然性,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中华民族由文明自卑走向文明自信的精神状态。在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时须从基于长时段、更符合人类文明传播史实质的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发,以便突破基于短时段和西方近代文明特点的大国竞争旧世界史观带来的话语困境,准确地辨明"现代中国"这一概念中包含的"中国的现代"和"现代的中国"这一关涉现代中国根本发展思路关键问题的相互关系,更好地讲清楚"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价值追求,体现中国的文明自慎,防止落入大国竞争和文明冲突的陷阱,在全世界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党的百年奋斗的伟绩,更是一个有待阐发的理论大题目。要研究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由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与阶级的划分同步进行,这就注定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前进与倒退、自由与奴役、富裕与贫穷、解放与枷锁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是在悖谬中的演进。文明的悖谬决定了人类文明演进的特点,以及对其进行把握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就是:必须从两极对立中把握文明时代的成果,必须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历史辩证法把握文明发展的趋势,必须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形态的有机统一上鉴别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人类文明是一种新形态,它能够消除“文明时代”的内在悖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直面当代人类文明的困境,具有实践的引领力;能够探路终结人类“史前史”,具有无比广阔的未来。

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以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也从欧洲中心史观向综合考察人类历史的全球史观演进。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与世界史教学也处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其发展的总趋势是:以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从全球的视角看待各种文明的互动与交往。这种发展的总趋势,虽与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是同向进行的。

文明史观与多元现代化:爱森斯塔特的理论

以色列社会学家与比较文明学者爱森斯塔特(S.N.Eisenstadt,1923—)在分析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文明史观念与多元现代化理论,在国际学术界自成一家,影响广泛。他从新的角度阐释了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建立了现代化研究的文明历史观,并且通过文明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国与日本、欧洲与印度等不同类型的现代化的基础上,认为不同民族文明对于其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他的学说对于我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国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机理及变迁逻辑研究

作为公务员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务员聘任制的平稳运行有利于深化公务员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公务员队伍结构,从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文章以制度为核心分析变量,阐述了我国公务员聘任制从制度萌芽-制度探索-制度发展的变迁历程及特征形式,并重点糅合历史制度主义和结构-行动者两种理论视角,展现了公务员聘任制的产生与变迁动因。环境压力、配套制度等结构因素与政治相关者等行为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推进了公务员聘任制的生成发展,且在变迁过程中表现为层叠式的渐进特征。未来需要以需求为导向精准招聘,推进项目型聘任制,强化分类管理措施,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人才和制度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文明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对资本文明的系统论述、列宁对待和处理资本的创新实践为正确认识资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科学的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时代对资本野蛮性的批判到市场经济时代合理利用资本的转换,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历史辩证地对待和处理资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基础,深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本文明观的历史演进,总结对待和处理资本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与“市民社会”国家观的比较——从马克思到葛兰西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市民社会理论贯穿葛兰西国家观研究始终,故称其国家观为"市民社会"国家观。葛兰西"市民社会"国家观是对马克思的继承和发展,但二者又有所不同,区别在于国家的概念、国家的职能、国家的权力、国家的消亡等方面。葛兰西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探讨国家问题,为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有益参考,但受其理论缺陷的限制,未能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的国家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突破与创新谈起

"五种社会形态说"把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不当地扩大了适用范围和理论外延,并作为理论公式被机械地套用。这样不仅无法解释大量历史现象,而且也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文明类型学说是对它的突破和创新:扩展了考察视野,转换了理论视角,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的理论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具有解释力。文明类型学说对于认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丝绸之路研究看日本学者的文明交往史视野

日本学者在丝绸之路研究中,以发展的和联系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问题,提出了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求道之路”等许多有益的观点,强调文明交往的意义、作用与价值,探索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各个不同文明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使用东方本土材料,以东方人的史观观察东方社会在生生不已的交流中发生的变迁。日本学者的丝绸之路研究非常复杂,既有比较纯粹的学问学术,也有为现实政策服务的种种努力。对日本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应该采取批判地借鉴的态度,既不能盲目模仿与崇拜,更不能削足适履。

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的研究转向

西方学者对俄罗斯帝国保守主义理论内核的探讨正在经历着从政治史观到文明史观的缓慢转向。在政治史观视角下,保守主义将俄罗斯帝国视为一种典型的“世袭制”国家。君主不仅对整个帝国拥有最终所有权,而且是国家最高政治权威。在文明史观视角下,保守主义遵从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社会发展的继承性和改革的渐进性原则,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保守主义理论所面临的传统和现代、特殊性和普遍性矛盾。政治史观将保守主义丰富的理论内核与现实意义强行压缩在狭小的政治理论空间;文明史观对保守主义的考察不仅包括政治领域,而且涵盖社会生活的各项范畴,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