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政治模式分析

秦帝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唯物化的政治意识,君主至尊的政治心态,权力专断的政治思路。促成这一政治模式的环境条件是国家的统一。这一政治模式产生了双重效果:行政的高效与政治的迅速崩溃。唯物化的政治意识与权力专断的政治思路、高效的政治机制成正比,而与依法行政、社会和谐成反比。

出土秦简所见“从人”问题研究

“从人”并不是随从故六国反秦的贵族,而是主张合纵反秦者,也就是先秦时期的纵横家。秦每攻灭一国,便对该国的“从人”群体予以通缉。“从人”的处罚根据罪行轻重可判罚上至死刑、下至迁耐的刑罚,且会株连妻、子、同产等。简文中的“输”当释为“输作”,体现为长距离迁徙后的异地服刑。秦之所以严厉打击“从人”:首先,“从人”及“游说之术”与秦赖以立国的“耕战”策略相忤;其次,秦有“重刑以禁奸”的传统;最后,运用心态史学的方法分析可知,秦始皇的早年经历造就了其多疑、缺乏安全感的性格与强烈的权力欲,对“从人”群体进行打击的做法亦与秦始皇个人心态有关。

传统政治视野下的秦汉史取鉴发微

对秦汉史的取鉴起步于汉代。史学与经学教育分立的转折出现于南北朝时期,促成了帝王经史并重的习学风气。至隋唐时期,史学教育开始纳入帝王教育的制度化范畴。宋代以"侍讲侍读,日进经史"为标志,帝王习史的制度化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明清皇帝的经筵制度和研读经史做法更趋务实。历代帝王注重从正面汲取秦汉统治的成功经验,产生不少良性的施政效果,也注意规避秦汉施政的重大教训。后世君主对秦汉帝王术滥用导致的黑暗政治加以效尤,其危害不可低估。中古帝王取鉴秦汉的行为,彰显了秦汉史资源所蕴含的政治指导价值和启迪意义,为深刻认识历史借鉴的得失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孔子人学与先秦史学

孔子人学总结了殷商、西周至春秋末年有关天人关系认识的积极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的重人思想,对战国时期的史学,尤其是历史思想领域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史学中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表明重人事已经成为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遏制的趋势。

明代秦汉文特质:从经史之学到文学复古文章观

康海的文学思想与当时陕西、河南学人马理、吕柟、崔铣等的经史学术思想彼此呼应,表现出"融经筑史"的特质,对文学复古运动"文必秦汉"思想的确立有重要的影响。康海承继先秦两汉经史传统,奉行"文章根本六经"的文章观,其"宗经而子史"的创作趋向表现在学习古文的经历与推崇周公孔孟之文两方面;而复古派的拟先秦两汉文特质与其一致:表现为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和经世致用的实用特质;接续先秦古文生命元气的性情之真与慷慨气骨;古朴、简重、笃实的文风。这一时期在陕西文人群体中兴起拟先秦两汉文写作高潮,地方志、族谱撰著也颇为可观,体现了"宗经而子史"的原则和先秦两汉文风的显著影响。经史之学与文学复古文章观桴鼓相应,构筑了文学复古运动发展的底色。

先秦非儒家学派的先王道统说及其在汉代的史笔化与融合

伴随诸子并起和百家思想争鸣的历史,在先秦儒家之外的思想学派如墨家、法家、道家、名家及管子学派那里,也有关于上古先王谱系与道统内涵的表述,既有与儒家孔孟荀之谱系说大体相同者,又有向历史上追寻到更为久远者,从而形成不同的历史观和各自的道统说,并与其思想主张相呼应。在诸子百家相互吸收与融合过程中,儒家道统说与非儒家道统说形成合流,在两汉史家的著述中史笔化,成为后世道统说传承的一个载体,也呈现思想史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