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 Identity and Meta-fictional Features in The Loves of Lady Purple

Two of most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Angela Carter's short stories are unconditional female protagonists and metafictional features. Carter is known as an eccentric feminist, however due to her radical attitude towards marriage, woman and prostitute; she is criticized and denounced by some other feminists. Female protagonists in her short story are often depicted as fatal women. On the other hand, as a post-modernist writer, Carter constantly explores fundamental questions like the nature of languag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 reader and author, etc. How does Carter depict a fatal woman? What are the answers towards those essential inquiries? With those questions in mind, this paper will first analyze one of the typical Carter's heroines Lady Purple, to examine the multiple identities in this persona and then analyze the meta-fictional features in this short story.

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乘势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由奠基、开创到深化和拓展,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华文明实现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不断孕育、生成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认识和研究,即“新中国学”。“新中国学”特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由此也推动中国学从“他塑”转向“自塑”,重心从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转向探讨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中国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学科,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向世界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快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推动引领世界中国学发展,是推进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建设要求,也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时代要求。为此,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共同策划了本组专题讨论,重点以《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新中国史史料学的新境遇与新问题--兼论“新中国学”资料构建的发展性与实践性》为题作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新中国学”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重审高等教育学史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史不仅薄弱,而且对其性质、对象、意义等关键核心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偏差与误区。从性质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史论纷争到史论统一,确认历史研究和元理论研究的双重性质,追求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从对象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内外分隔到内外兼修,要兼顾乃至融合学科的内外部历史,深入探讨知识与制度的双向联动关系,以此把握高等教育学史的完整谱系、内在机制与总体规律。从意义来看,高等教育学史研究应从单一向度到多维观照,不再局限于历史学的单一向度,而是要追寻理论建设、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的多重意义。未来高等教育学史的研究视域不能只限定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而沦为地方知识,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都应该纳入其研究范围。新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只有通过加强学科史研究,才能提升理论建设与学科反思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为建构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超越“三阶段论”: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再认识

国内教育史学界对20世纪美国教育史学的关注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四十多年来形成了近乎统一的“传统派–温和修正派–激进修正派”的解释模式和分析框架,这种“三阶段论”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长期固定不变的评价模式也造成了历史认知上的很多悖论和误解。通过重新挖掘和阐释关键史料,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美国教育史研究的学术史视域得以呈现,既有的阐释框架中有很多被夸大、误读、忽视和低估的成分,通过“三阶段论”理解美国教育史学史存在很大的局限。不同的学派只是某种观点的概括,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的全景,一成不变的标签化和简单化的做法,对于客观而准确地认识学术史是不可取的。学术史的梳理与专题研究亦是相辅相成的,对美国教育史学史的再认识对推动国内的教育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死亡”视域反思唯心主义历史观——《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式人民本位思想考究

整体把握《战争与和平》,人本史观贯穿了全文始终,初步建构于列夫·托尔斯泰在持续探讨死亡话题的过程中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反思与颠覆。通过具体考究文本中的死亡主题,逐步挖掘死亡表征,可以梳理出人物暴露于死亡之下的泡影意志、作者在叙述死亡时采用的极简形式和群体面临死亡威胁时的自发导向三个关键维度。这些死亡元素分别揭示了托尔斯泰对于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意志第一性、主体英雄倾向和权力宰制的深切反思与彻底颠覆。于此之中,托尔斯泰式历史哲学内核——人民本位思想也可见一斑。

中医史学研究的审视思考

中医医学史研究的历史理论方面评价,代表成果较为不足。从医学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导向视角下,史学史的建构先行对于中医学科发展规律揭示与从史学维度认知完善有现实意义,开展具有中华文化特色底蕴的史学研究与贯彻中国文化精神个性的史学史研究评价,有利于对医史研究范式、医学史研究定位等方面探索较为成熟的路径。

以最好的精神产品回报社会——《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后记

中国的史学精华丰富而瑰丽,生命力久远而强盛。我们要把中国史学的精华用雅俗共赏的手法总结、展现出来,让其为更多的人所理解、所掌握,激发创造力量,使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好地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中国史学的永恒魅力十八讲》力求达到四个目标:新、博、深、通。新,就是采用新的视角、新的认识、新的话语,站在当今时代回顾总结中国史学的精华。博,就是多角度、多层面来认识和分析,把中国史学各方面的特色和成就都展现出来。深,就是要深入分析,不停留在字面上,“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发掘论述史学传统当中体现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通,就是把传统史学同近代史学相贯通,把史学与社会条件相贯通,把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相贯通。

中国区域音乐史研究四十年

“区域音乐史”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研究至今已四十年许。区域音乐史研究在我国的发展,受到不同时期的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等学术观念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研究成果。在21世纪当代新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区域音乐史的研究逐步在中国音乐史研究成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它的研究已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纵深发展的代表标志之一。

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年谱编撰与效果历史意识:新闻史研究的新想象——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

年谱具有学术价值、文献价值、索引和中介价值,而新中国新闻传播学人年谱尚付阙如。本文将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意识”理论引入新闻史研究中的年谱编撰,以《方汉奇年谱长编》为例,反身性思考编撰年谱的问题意识和一手史料来源,以及由谱主的人生阶段长度、社会交往宽度、学人角色高度和生活阅历密度建构的经验空间,以期在超越个案的意义上为新闻史研究提供新的想象力。

解构与还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建之路

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成为学术史领域的一门新兴的显学。这项研究的转型升级,应从解构与还原两个方面着手。反思和解构以往研究中形成的以下预设或定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历史学发展的终极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政治与学术合为一体,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统一性。解构之后,更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尽力还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本相。这一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相关原始材料作细致梳理,从求证式阅读转向发现式阅读;二是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进行审视和反思,与研究对象形成对话。还原工作乃是主客观的统一,还原的同时也是重建。

学人日记视域下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历史影像”

中国近代史学转型需要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要特别关注史学转型的本土因素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从本土、域外两个因素深入探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的真相,既重视史学转型过程中的“他者”,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中的“近代因子”。中国史学转型,外力只是推动作用,内部所酝酿的近代因素和自身对近代性的追求才是根本动力。中国历史学家构建的“新史学”模式和资源,主要来自欧美和日本。中国近代史学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移植和仿效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而是在融合中西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内在的需要有选择地建构的。如果只关注西方学术输入的作用,忽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近代因素”,则将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解释模式。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春秋》三传所见体育元素及其文化特征

《春秋》三传以史学和经学双重视野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春秋》三传中的体育活动及其文化特征。研究认为:《春秋》三传是“蒐苗狝狩”四时狩猎、投壶、跳远和跳高等体育项目的最早文献记载,还记载了射箭、徒手搏击、弈棋、骑马、养生等体育活动。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初步体现出体育健身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礼仪性发展出审美娱乐性;三是用于区分优劣的竞争性日趋明显;四是体现出体育在技术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教育性;五是通过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消弭战争,维护和平。三传对各国交往及其所涉及到的体育元素的记载,在丰富书写文化功能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形成的重要知识和观念来源。

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何以可能——以伯纳德·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为例

教育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历来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将教育史化约为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或许可成为学科建设的一条路径。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的核心论点涵盖3个方面:聚焦研究的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历史和内隐的历史、处理时代错置的史学问题。这一史学方法反映到贝林的教育研究中,则是对教育研究进行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与内隐的教育事件,运用语境主义处理教育研究中的时代错置。立足于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史学研究的去道德化和去预设可为教育研究的客观性建构提供理路,依托内隐的事件可谋求教育研究的文献扩充,对时代错置的处理可为教育研究中的在场问题提供借鉴。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作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路径之一,其意在开拓而非消解,最终服务于教育史之学科实体的巩固和价值意义的彰显。

论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观与方法论——以《历史研究法》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随着“新史学”浪潮的迭代推进,我国传统史学不断与外国史学理论及方法结合,研究路径由此推陈出新,最能代表20年代史学学科化的新史学“研究法”著作莫过于梁启超编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何炳松编译的《历史研究法》。系统比较三本史著中蕴藏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历史价值论,既能窥见20年代新史学史家对文明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历史主义、鲁滨逊“新史学”等史学理念的批判发展,也能察觉出传统史学回归融通的趋势,发现史家在新与旧、中与西,求真与致用,理论与方法中寻找平衡,建立系统完整的史学理论所作的尝试,从而站在史学近代化的整体的发展历程中,加深对20年代这一承前启后时期的认识。

书写母亲的历史——二战后日本国民历史学运动与妇女史的实践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左翼思潮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尤为重要。由马克思主义史家石母田正领导的国民历史学运动便是一例。这一运动倡导知识分子协助民众,书写工人、农民等民众的历史,进而重构日本历史的主体。在国民历史学运动中,妇女史书写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母亲的历史”的书写又是最为核心的内容。通过书写母亲的历史这一史学实践,国民历史学运动从立场、方法、资料等多个维度拓展了日本近现代史学发展的空间。

日本的“中国音乐史学”特征及其影响

从学理基础、研究方向和具体成果看,东洋史学与东洋音乐研究、近代日本音乐教育、日本民族音乐学、日本的“中国音乐史学”等,对中国音乐史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促使中国音乐史学界从反思中认知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从反思的认知中构建中国的音乐学术,从而促进中国音乐史学迈向新的历程。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