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北大秦简《鲁久次问数于陈起》今译、图版和专家笔谈

《鲁久次问数于陈起》是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算书中一篇内容独特、涵义丰富的文章,本文公布其全部竹简的照片,发表其现代汉语翻译和一批数学史家与古文字学家的笔谈。他们从不同角度疏解这篇文献的疑难点,揭示其丰富内涵和学术意义,涉及字词的训释、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和数学方法、医学、数术、城建以及数学史理论等诸多方面,以推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数学史和上古思想文化的研究。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诗经》研究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诗经》的研究长期以来受到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思想或主流思潮的制约与影响,先秦时代置于诗教的宗旨之下,汉代以后笼罩于经学的思想原则之下,二十世纪前八十年中先是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后又完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评价它。因而生出很多问题,有的是伪问题,有的则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实际。近二十年中《诗经》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今后的研究要进一步从各种旧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同时要强调学术规范。应该引入各种新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并根据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关注点的转变,不断寻找新的情感契合点。根据以往多注重训诂和笼统述论的情况,应将《诗经》研究置于整个先秦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对不同体式分别研究,作断代的研究,按地域进行研究,对作者、作者类型、作家群进行研究,进行纵向、横向的比较研究。

汉初内史考——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

内史与治粟内史,在汉初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演变。汉兴之初,全国财经事务由内史掌管,与战国秦内史的职掌一致,高帝九年后内史兼掌全国财经事务与京师地区,其性质特殊,在治理京师方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长官,京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吕后二年至吕后八年间始设治粟内史以专掌财经事务,内史则专治京师。

秦简牍所载农田形制与管理研究

依据秦墓竹简中所保存的农史资料,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战国、汉代简牍,对秦简牍所涉及的农田形制和农田管理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期望能为农史研究界合理利用这批资料提供帮助。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论原始儒家的“圣人”理想

“圣人”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范畴。儒家的“圣人”观念与巫文化时期的“巫”存在着渊源关系 :圣人由巫演化而来 ;先秦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 ,直接促成了这一转变演化 ,也就是说 ,儒家诸子的政治实践过程也就是他们对“圣人”政治理想的构建过程 ;巫之所以能演化为“圣”和“圣人” ,有深刻的理论根源。

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等三个方面。但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 ,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 ,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成就

郭沫若的先秦美学史研究,卓越地将审美形式和审美意识及其美学史结论融汇在一起,有着浓厚的经验理性色彩。他以青铜器皿上的器型、铭文和纹饰为切入点,从业经抽象的线条、图案和组配的结构形式,发掘其审美意味,彰显蓬勃旺盛的生命生机和历史性的深重涵值,并首次原创性地运用青铜器花纹来解读和确定美学史的时代内涵和特征。郭沫若以时代精神和时代审美理想为核心,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宏深语境中考察美学现象的变化,反转过来,美学现象则成为社会、历史、文化的表征,呈现双向互涵相协之关系。郭沫若同时兼具了青铜时代的社会史和美学史的开山祖身份和地位,他对先秦美学史精神、特征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说。郭沫若坚守实践美学观,从社会文化实践层面上加以解读、阐释和动态说明,他所进行的是社会学、文化学的美学史研究,所形成的论述话语和逻辑结构,至今仍是治先秦美学史学者的范例。他采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器皿学、文字学等原理,独得先例地创造了"标准器论"和"波动论",这在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研究,进而在先秦美学史的研究方面是世纪性的创获。他谛听远古美学史的"心音",从文物和文献出发复原和复现美学史的现场。郭沫若先秦美学史研究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缘自科学的实证精神、先进的方法论、优越的学术生态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 ,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 ,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 ,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 ,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