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前四史先秦两汉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研究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记载先秦两汉众多人物自立自信自强人格品质。修身自立的先秦两汉人物既有优秀的帝王也有崛起自平民中的优秀分子。修心自信的品质主要表现为“自恃自知,知人善用”“不惧磨难,自知坚毅”。修业自强的品质主要表现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运筹帷幄,沉着冷静”“折而不挠,终成大业”。发掘和弘扬自立自信自强品质,有助于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成长,有助于家庭教育不断改进,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秦汉“小儿医”略议

为了探讨秦汉时期“小儿医”方面的医学成就,通过文献梳理、解析的方法,研究认为:《汉书.艺文志》“经方十一家”著录《妇人婴儿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可见针对“婴儿索痉”、“婴儿病间(痫)”、“婴儿瘛(瘈)”的病方;张仲景著《金匮要略方论》有《小儿疳虫蚀齿方》、《救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关于名医淳于意的事迹,涉及二十多个病例,其中有医治“婴儿小子病”的记录;华佗医治的病例中,也有儿科疾病。看来,有学者以为“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幼科或儿科,初萌唐宋”的意见,可以有所修正。

治学不为媚时语 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汉初内史考——张家山汉简中所见汉初内史之演变

内史与治粟内史,在汉初经历过较为复杂的演变。汉兴之初,全国财经事务由内史掌管,与战国秦内史的职掌一致,高帝九年后内史兼掌全国财经事务与京师地区,其性质特殊,在治理京师方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地方行政长官,京畿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吕后二年至吕后八年间始设治粟内史以专掌财经事务,内史则专治京师。

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以及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等三个方面。但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 ,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 ,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 。

战国秦汉时期的祠行信仰——以出土简牍《日书》为中心的考察

行神为古代"五祀"之一。在春秋以降"礼乐崩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五祀"的等级差别和职能发生了明显变化,行神成为普通民众奉祀的重要神灵。从出土简牍《日书》文献来看,在择吉之风盛行的战国秦汉时期,祠"行"的时日、地点、用牲的选择已深受五行学说的影响。而随着秦汉时期文化大一统下对各地神灵谱系的系统化整合,行神的形象也由抽象化的神主而逐渐人形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神灵形象由抽象化的神本位向具体化的人本位转变的演化特点。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汉代社会与史学思想

在汉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史学思想与社会变动之间持续着一种互动。秦亡汉兴的历史巨变,促使了汉初史学"过秦"思潮的出现;汉家天子起于闾巷的特殊身份,以及光武中兴使得汉家天下失而复得,引起了汉代史家从神意角度对汉皇朝政权的合法性作出论证;汉代国家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和扩大,使得汉代史学具有着浓厚的大一统观念;"汉盛于周"的历史定位,决定了汉代史学具有强烈的"宣汉"意识。

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与巩固的重要阶段。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色,体现了独特的时代精神。概括地说,这种时代精神表现为:“大一统”理念作为秦汉文化的灵魂,贯穿于当时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确立了秦汉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阴阳五行思想作为秦汉文化的哲学基础,起着联系、沟通秦汉文化方方面面精神纽带的重要作用;而学术上的兼容博采、融会贯通,则成为秦汉文化得以顺利发展并创造辉煌成就的不竭动因及显著特征。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

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次会议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三十年来,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繁荣昌盛的新阶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中国古代史也同样经历着深刻变化。历史学从来都是一门与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学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在研究的客观环境和人才队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宽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理论视角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以及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社会对历史文化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此,2008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历史研究所共同召开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论坛,从多角度、多层次全面总结与回顾了三十年来中国古代史各学科的发展状况。应河北学刊杂志社之邀,现将其中的部分成果选登于此,以飨读者。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 ,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 ,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 ,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 ,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关于中世文学开端的一点想法

中国文学史有关上古、中世、近世的分期法 ,早先是通过明治时代日本的中介影响 ,借鉴了西方历史的划分标准。这套标准本身有其特定的构架及内涵 ,故在今天采用上述分期法时 ,仍应考虑到与它的对应性。从我国早期文学的表现形态来看 ,至秦汉 ,文学的发展受专制独裁政体及思想统制的压抑 ,丧失了先秦文学中曾出现的相对比较自由的精神与批判意识 ,质性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异面 ,并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照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情形 。

略论秦汉时期的历史循环思想

历史循环思想是秦汉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哲学思想。这种思想初步形成于战国时期 ,经过秦代这一过渡性阶段 ,在西汉前期完全形成。历史循环思想对汉代史学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并与汉代思想文化及社会意识有着密切关系。历史循环思想在秦汉时期的形成与流行具有历史必然性 ,其内容包含一定的真理性成分 。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