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社区教育政策及执行比较

社区教育能够更有效调动区域内民众的个人素质要求、文化知识需求,社区教育政策为社区教育活动提供方向引导,为配备设施、经费、人员提供保障。中日社区教育政策背景、时期、内容不尽相同,以文献研究资料为基础,将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区教育政策的转折与完善时期,与我国80年代开始社区教育政策逐步系统化时期进行比较,细化中日社区教育政策政府与民众的着眼点、政策推行制度与力度、民众政策执行意识等通过比较的方式,明晰社区教育管理目标、组织形式、管理体制,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提供可借鉴、可推广的政策模式。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的联系、调查与宣传

迁台初期,国民党当局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维系对留美知识分子的向心力,针对留美学生和学人开展了一系列的联系、调查和宣传活动。驻美“大使馆”、“教育部”在美教育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自台赴美人士和“行政院”辅导留学生“回国”服务委员会等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学生和学人,并尝试建立联络体系;广泛开展一系列调查活动,以书面调查和走访调查相结合,了解留美知识分子群体基本信息,把握学生和学人政治倾向;通过走访宣传、书面宣传和无线电广播宣传等方式,刻意散布台湾地区“进步”消息,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介绍回台途径。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作用,使国民党当局对留美知识分子有了较深程度的认识,为其后续加强对学生和学人的管控奠定了初步基础。但是,这些活动难言尽善,无法从根本上阻挡留美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当局的日渐疏离。

中日学界关于中国金文研究的互动

贝塚茂树与白川静分别写有金文学史,力图客观而全景式地展现金文学发展史,并无“国别”与“域别”之分,但他们站在日本学者的立场,“隐形”地流露日本化中国金文学史的意识。白川静认为,郭沫若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研究古文字,明显受到滨田耕作《泉屋清赏》商周铜器“形态样式”理论与考释方法影响。本文从梅原末治等与郭沫若、容庚的学术互动,以及滨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文学贡献谈起,力图缕清中日之间的这种学术关系,并对中日近现代古文字学术关系史研究提出个人的看法。

知识流动与“日中亲善”——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策

甲午战后,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一些学人转而“以日本为师”,东渡留学。近代日本政府面对蜂拥赴日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借机培养“亲日”分子和“亲日”势力;另一方面在留日教育中实施“知识封闭”和“教学保密”,以免学有所成的留日学生成为其中国内地政策的潜在威胁。中国留日学生饱受日本社会歧视和学业限制,切身感受日本社会的侵华氛围与行动,非但难以产生“日中亲善”之情,反而与日本政府冲突不断。近代日本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史证明,知识流动的逻辑远远弱于侵略战争的逻辑。

选本、“以诗存史”与伟大抗战诗篇——闻一多《现代诗抄》的选本学意义及其批评价值

闻一多生前编订的中国现代新诗选本《现代诗抄》,虽未正式出版单行本,但却是认识新诗史及其成就的一部重要选本,在现代“选学”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首先,与其他多样的新诗选本不同,它以“以诗存史”的“正文”式选本“作为选编原则和方式”,是一部比较完整地体现新诗发展三十年变迁轨迹与面貌的诗歌选本;其次,遵循“选有事之诗”的选本原则,闻一多选出了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主题的伟大抗战爱国诗篇,体现了其深刻的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与美学趣味;第三,它的“以诗取人”和选优为原则的文学经典意识及选编意识,不仅对现代新诗的经典化与现代新诗的传播、接受提供了诸多启示,也为现代选学及其现代选本实践提供了深刻的启发。《现代诗抄》作为闻一多“诗学实践”及诗学研究的成果,既有“选学”及选本学批评价值,也体现出闻一多对现代学术史的重要贡献。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的历史背景、流变与影响

晚清留日师范速成教育政策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的历史状况下形成和产生的。教育改革的推动、学校和学生数量的激增、教师人才的不足、邻国日本师范教育的先进性构成了该政策特殊的历史背景。清政府的积极鼓励、有识之士的极力提倡、公费私费留日方式的拓展逐步形成了其特定的历史流变。而解决师资人才的不足、促进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确立、创办新式教育、传播近代教育理念、促进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是其积极的历史影响,但是其消极的影响也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立足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坚持辩证统一的分析法,才能客观地分析其历史影响的深刻内涵。

论中国科学起飞

基于长时段科学技术史以及对美日科技发展个案的研究,本研究提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科学后发国家所走的科技发展道路可用“技术追赶期-科学起飞期-科学卓越期”来描述。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发展的现状显示出,中国在现阶段已初步实现技术追赶并由此步入科学起飞期,中国须在未来20-30年内做好以下三件事:其一,从近期开始稳步提升基础科学研究投入,使之达到美、日、欧的投入强度;其二,实施科学制度改革、构建一流科学传统以实现科学技术自立自强;其三,发展科学文化、重构科学价值论以促进中国文化复兴。

丹溪医学在日本的发展

[目的]研究丹溪医学对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影响,总结其在日本的发展轨迹,为我国中医研究工作提供思路。[方法]通过研读丹溪相关著作及日本汉方医学相关文献,探析丹溪医学理论对日本汉方医学各流派的影响,阐释其在日本汉方医学体系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并总结丹溪医学在日本几百年来的发展轨迹。[结果]丹溪医学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经历盛衰,其间与当地实际相结合,派生出更为日本化的医学理论。[结论]丹溪医学不仅对日本汉方医学体系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对三大汉方医学流派均有深远影响,其在日本的发展轨迹及所面临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

德法和解历史对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借鉴与思考

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两个重要国家,处理好中日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初显曙光的时候,通过比较研究汲取德法和解的经验,将使我们获得有益的启迪。人们期待中日关系能借鉴法德在欧洲和解的智慧、创造出东亚地区中日和平与合作的奇迹。在战后以来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日和平友好与法德和解在亚欧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发展差异。法德关系经历并超越了相互憎恨的历史,走向了真正和解。法德和解奠定了欧洲合作的基石,两者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则开创了从欧共体到欧盟的欧洲合作新局面。与德法和解带动欧洲国家整合的硕果相比,中日和平友好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中日关系超越"战争历史"问题、国家地位身份认同问题、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和政治互信问题等方面也都落后于法德和解的发展,法德和解取得了创建欧盟的硕果,中日则刚刚取得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中日矛盾的深层症结就在于没有战略合作的共识和目标,从而导致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和在战略上相互猜疑。法德和解的经验告诉我们,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必须构建中日战略合作的共识,在中日关系中制定并推行"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外交政策新理念。中日走出历史问题争论和民间对立情绪困境的出路在于中日政治家们是否有智慧搭建两国战略合作和战略互惠的目标与框架。中日需要开展面向未来的共同事业,推动地区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实现并深化两国关系的和解与合作。

西北大学博物馆收藏唐代日本留学生墓志考释

对西北大学博物馆新收藏的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内容进行了断句、释读以及用典的初步考证,并对墓志内容中所涉及的墓主姓名、留学中国的时间、所授官职和待遇以及日本国名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

近代留美生与留日生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比较

近代留美生和留日生是近代中国留学生中的主力,他们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留学走向的不同,也造成了他们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作用的主要领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留美生侧重于科技领域,留日生侧重于政治领域。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留学背景的不同以及留学生对留学所在国的观感不同。

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学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法科留学生与中国近代法制的关系问题有了一些研究,但对法科留学生对中国近代法学所作的贡献,则还未系统涉及。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近代法科留学活动的展开,法科留学生在中国近代法学的诞生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因法科留学活动而带给中国近代法学以若干特点与传统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

青木文教——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学生

青木文教(1886—1956),日本著名藏学家,早年入京都府立中学,后退学入佛教大学学习。此间,被京都西本愿寺选派进入中国西藏留学,成为筑就他一生事业的契机,其著《西藏游记》不仅在日本的藏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我国研究近代西藏史、西藏文化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日本藏学发展简史——萌芽和创立时期(1812—1954)

日本的藏学研究在国际藏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日本藏学的发展特点,日本藏学史可划分为萌芽、创立、发展、繁荣四个阶段。本文对日本藏学的萌芽和创立两个阶段做了比较系统的疏理和考察。

创建国家级“中国留学博物馆”的时代需求与可行性研究

自1847年容闳等随美国传教士赴美留学,至今已有170年。大量文献资料显示,近200年来,中国人出国留学活动的规模,由小到大、由寡渐众、由弱趋强,伴随着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中外交流,展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留学轨迹。近30多年间相继开办的留学类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展,无疑为我国百年留学史教育的普及、深化和拓展打开了一扇流光溢彩的窗口。处于初创期的我国留学类博物馆、纪念馆和文物展,面临着"整合、融通、提升、共建"等诸多内容的改革与发展需求。这就需要各相关部门在"创建国家级留学博物馆"共识的基础上,依循理论的导向,注入时代的活力,完善自身的构建,实现有效的管理。

满铁与留日教育——以南满中学堂为例

满铁在其附属地内建立了颇为完备的日本人教育系统,而对中国人主要实施初等教育,限制中等教育,直到1917年3月才创办了唯一一所主要接受中国学生的中学——南满中学堂,且以留日预备教育为主。满铁作为"国策会社",在留日教育态度、政策、结果等方面与日本政府一致,但在留日学生培养的目标、方向和力度方面又具有"株式会社"的特殊性。

近代日本“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中的侵华图谋——以内藤湖南的《支那论》《新支那论》为中心

甲午中日战争后,不少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中表现出了露骨的侵华图谋,他们极力在中国史研究中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将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为侵华献计献策。此类所谓的“东洋史”、“支那史”研究事实上已经堕落为侵华的史学。这些都在日本“支那史”、“东洋史”研究的主要人物,如内藤湖南、白鸟库吉、桑原骘藏、服部宇之吉、矢野仁一、有高岩、秋泽修二等人身上,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其中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最为典型。

中国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20世纪后半叶，日本汉学研究的视角改变了以往把中国视为在现代化道路上落伍的后进国家的看法，转换了审视新中国的眼光。21世纪前半叶日本汉学理想的研究视角应当是：我们怎样在认识中国时，把欧洲的现代与社会主义加以相对化？怎样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确立认识中国的座标。就开放世界中的中国研究来讲，我们还希望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之外，展开一种超越哲学、思想和思想史研究框架的新研究。

清末女子留日运动述论

为了救亡图存,清末维新派大力提倡女学运动,国内相继出现了新式女子学校。为了解决新式女子教育的师资问题,清末逐渐掀起了女子留学日本的运动。清末女子的留日运动不仅大大促进了国内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日本西本愿寺派遣的赴藏留学生——多田等观

1913年,多田等观受日本西本愿寺派遣,赴西藏留学,在色拉寺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活,成为历史上在拉萨居留时间最长的日本人。由于这段留学经历,多田等观不仅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了密切的友谊,同时为其以后的藏学研究及成为日本著名藏学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