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朝沙州史新探

自洪武五年战争结束后,明朝在河西走廊的实际控制范围仅仅维持在凉州一线。此时,明朝西北经略的重点在祁连山山脉以南,以安定卫为代表的地区。当安定卫被朵儿只巴攻破之后,明朝才逐渐转向以河西走廊为重点。此时的沙州仍然扮演了北元与青藏高原、云南联络的关键点角色。洪武十六年之后,沙州地方势力与明朝的关系开始改善,沙州多次派出使臣入明。基于洪武朝早期沙州的表现,明朝对其政治动向始终心怀疑虑。沙州的地理位置和长期边缘化特征,导致它很难引起中原王朝更大的兴趣,也不会成为日后经营边疆的重点。

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与西周史重构

文本的概念不应圈囿于纸质文献,多元的文本样态(包括口传、仪式、器物等)应当被关注。文化文本作为大于文字文本或语言文本的概念,将语言文字符号以及非语言的符号统合在一起,从整体性上还原了文化本有的样貌。《宗子维城》作为一部讲“物证”的力作,聚焦出土器物,重述文化,解码符号,用第四重证据重构西周史。应当说,从文字文本到文化文本,《宗子维城》很好地实践了文学人类学的文化文本理论,新发现和新见解亦丰富了我们对周代社会的认识。

“既丧酆镐”:《史记》的两周之际历史书写及其深意

平王东迁是两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史记》以《国语》《吕氏春秋》《秦记》为主要资料,参考谱牒类文献,连缀出一条“幽王废嫡—申侯灭周—平王继位—东徙洛邑”的叙事线索,并着重叙述了秦襄公因此事而得以跻身诸侯之列的事迹,构筑出一个后人藉以了解平王东迁史的基本框架。然而,受史料来源的限制与原始察终史观的影响,太史公并没有完整翔实地叙述两周之际的史事,而是致力于揭示事件背后蕴含的兴衰缘由,突出“幽厉昏乱,既丧酆镐”的标志性意义:幽王的昏庸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在经历了一系列动荡后,平王不得不东迁洛邑,秦襄公则获得了凭藉攻逐戎寇以占据宗周故地的权力,而这正是周秦之际大变局的最初发端。

皖北商周青铜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皖北地区青铜器已有较多发现,并涵盖商周各个时段,器形多样,文化风格多属于中原系统,也不乏一些地方特色,但不够突出,总体上尚未形成若干标志性地方器型。皖北沿淮河一带区域在文化特征上与淮河以南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北部地区则与中原和山东地区风格接近。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一些零星的器物的文字考释上,比较性和宏观性研究则相对薄弱。

论从甲骨文到今文尚书的动宾结构模式化及其发展

甲骨文动宾结构有动宾和宾动两式,宾语后置是其基本语序倾向。卜辞宾语不同的前置方式起于不同的动因,有标记前置主要归因于强调需要,无标记前置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原始语言较低的句法模式化水平。甲骨文宾语中占最大规模的不是客体宾语,而是附加体宾语,这是该时期宾语的典型特征,但西周汉语里客体已取代附加体在宾语中的典型地位。不过,西周汉语和尚书语言双宾语结构的语序仍有模式化水平较低的遗迹。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考证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是《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日食说”提出后，它成为西周年代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文章考察了这条记录在古书中的各种来源；讨论了它作为天象记录的可靠性；评述了近人对这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案。对于“郑”的地望，文章在简述前人的工作后提出它与“日食说”有关的种种线索。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流寓周隋的南朝士人交往图卷——新出隋开皇八年《朱干墓志》笺证

吴郡钱塘朱氏是南朝齐梁间文学世家,其后裔在进入北周后竟不为史载。新出土的隋代《朱干墓志》所揭示的正是朱氏一族在周隋间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轨迹,并为其家族世系的链接补备了重要阙环。由于墓志的序和铭是出自南朝文学领袖明克让与庾信之手,故对于补备他们的遗文和研讨入北的南朝士人交往关系保存了珍贵史料。其中所揭示的丰富的南朝士人行迹与文化传承,也为进一步探究周隋间的政治文化倾向特别是文化理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

夏、商、周之前还有个虞朝

我国古代历史上统称是夏、商、周三代 ,有些古籍又称为虞、夏、商、周四代。作为虞氏的世系 ,现在可考的有幕等十五个名号 ,而不止是尧舜禅让中的舜一代五十年 ,是古代史上实际存在很长时期的一个朝代 ,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

《尚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

研究《洪范》的写作年代,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洪范》是周初史官对箕子陈述的笔录,不是后代人的作品。这个结论可从4个方面论证:一是《尚书》流传的历史;二是《洪范》的语言特点;三是思想的发展轨迹;四是"卜"与"筮"的地位变迁。

北朝谱学与北朝政治

北朝谱学是北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北朝谱学的发展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北朝政治的特点和变化。反过来 ,谱学也成为建立门阀新秩序和门阀士族维护其各种特权的工具。北朝谱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关联。同时 ,与南朝一样 ,北朝谱学在选官、婚姻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

周代射箭教育探析

探析了我国周代射箭教育成功的原因:先进的射箭教育思想、正确的射箭价值观及优良的社会教育环境、完善的射箭教育制度、周全的射箭规则礼仪教育。周代射箭教育给当代学校育人、社会育人、制度构建与执行、文化引领方面诸多启示。

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

作为孔子一生事业之象征,《春秋经》产生于华夏古典文明第一次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从体例与形式、取材与内容、大义与微言等方面观照,这部以编年史形式出现的儒学经典,与现代学科系统中的文化史,有诸多相通之处。《春秋》一书于后世之历史影响,是这部经典之作精神文化价值的深切体现。文化史视野中的《春秋经》的现代诠释,对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史的撰写,亦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

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说新证——兼论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我国审计产生时代有四种观点,流行西周说。当时审计制度已达相当高度,其前必然经历漫长的发展阶段。外国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一般是监审合一,或称监督官。随着经济的发展,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的会计,进一步发展,为审计产生提供可能。我国夏代,"公家有三十年之积","贡赋备矣"。禹"三载考功",黄帝时期,已置左右大监,夏代必然延续。由此可证,审计产生于奴隶社会早期。中外史料证明国家审计产生于国家治理的需要。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与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探析

在我国周代的版图文书中,包含了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通过《周礼》中版图文书制度研究这一视角,展示了奴隶制社会周代人口、土地资源管理状况的一个侧面,为完善先秦文书制度的研究、为补充先秦人口、土地资料管理的研究提供一点信息。

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

西魏北周的制度改革在隋唐财政制度形成过程中,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经过六官制度对官制重新整理,民部成为度支部的头司;左右民曹合一;颁禄工作由度支曹移到仓部;建立了司门监察制度。在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过程中,两套机构并存,造成财务行政机构重叠设置管理混乱,经过北周改革,形成对应关系,构架起三级财务行政系统。唐代预算制度也基本萌芽于这一时期。

逨盘铭文的注译及简析

2003年元月,宝鸡眉县杨家村新出土西周青铜器27件,为本世纪初重大考古发现。其中逨盘铭文372字,是最重要的一件国宝。逨盘的价值是:第一,可补文献之缺;第二,为西周青铜器断代提供了标准器;第三,映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载成、康二王时期西周与鬼方的关系。

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

为纠正目前长安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见甚至错误,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解读,提出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和秦代制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绝不能将其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论西周■攸比鼎铭与周代官员遴选奖惩制度

西周时期是以射箭技能作为卿、大夫、士和候选官员的条件和标准,也作为晋升诸侯级别的重要条件,这在周代礼书中有明确的记述。西周叔夨方鼎铭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周天子的确是十分重视辟雍和射宫的射艺比赛;攸比鼎铭"射分田邑"等金文资料,证明了土地夺封和改封射艺中是一项重要的奖惩条件,"射为诸侯"是有一定根据的,不过它是渐进型的,而非一次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