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性--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制度的法律思考

金融控股公司中的防火墙不能完全阻断银行与证券公司之间的风险传递,防火墙还会侵蚀金融控股公司的经济利益。防火墙的设置,应当充分结合金控公司制度特点和混业经营的金融属性,重点考虑防火墙制度在金控公司中的内生性、透明性。防火墙作用的发挥,应当强调市场约束力量,调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金融监管规章影响合同效力的司法进路--以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合同为例

一直以来,行政规章被明确排除在认定合同效力的裁判依据之外,而我国金融领域现存大量的行政监管规章约束着金融创新和各种商事交易行为,如果完全排除金融监管规章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认定,不具有制度理性和现实理性。最典型的莫过于法院对于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合同的效力认定的司法态度。通过以上市公司股权代持合同为例,对近些年来司法实践中裁判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对行政规章影响商事合同的模式进行探析,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金融监管规章可以影响合同的效力,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证券领域公序良俗的认定成为法官面对该类案件考虑的首要问题;其次,要从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本身的特点出发,结合上市公司股权代持所需的考量因素,对该类案件进行类型化分析以便灵活处理各类案件。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暂行(试行)办法》即将出台。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明确我国存在的市场问题,并采用上市公司2005年末会计报表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市场问题对高管股权激励效应的制约作用。目前股权分置改革进入冲刺阶段,资本市场复苏。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实施高管股权激励的效应不显著。因此,应在鼓励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同时,积极改善外部市场环境,边改革边治理,实现股权激励制度的健康发展。

产险结合与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基于西部地区循环经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6～2014年西部地区循环经济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LS模型和SYS-GMM模型实证检验保险企业以参股形式投资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入股保险公司是否会对循环经济类上市公司产生融资约束。研究发现,企业与保险业的相互参股,并与保险公司建立良好的产融合作关系,对此类企业的融资约束有明显的缓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险结合缓解西部地区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效果上,国有和非国有的循环经济类上市公司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为例

用多变量分析检验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会得出如下结论:1.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绩效指标托宾q之间存在曲线关系,支持权衡理论(Trade-off theory)。2.托宾q值和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集中度、代表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比例表示显著正关联,非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水平正相关,但是大股东持股比例集中度在45%左右,非控股股东不能有效地发挥监督大股东的作用,大股东有绝对权利控制公司。

新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国有控股公司的定位与运作探讨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国有控股公司将被授权成为国有资产具体的出资人代表,成为国资委与国有参股企业之间的一个中介,尽管这并不是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唯一选择。显然,国有控股公司的有效运作是保证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环节。本文认为,国有控股公司的有效运作既需要相应的外部条件,也需要合理可行的内部组织管理体系,这包括相对单一的经营目标、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及对参股、控股公司的有效管理方式等。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金融控股公司: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模式

作为混业经营的一种有效模式,金融控股公司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并成为发达国家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主要模式,在我国也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与国际金融发展形势相适应,金融控股公司也将是我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理想组织模式,应加快规范和推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

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现代社会中,管理层在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管理层持股也日渐被提到一个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管理层持股的两种假说谈起,就国内外关于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进行了一个总结,并提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及今后研究还须努力的方向。

上市公司CEO预期任期影响企业多元化吗?

作为掌舵人的CEO在企业战略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预期任期的缩短会催化CEO私利动机和短视主义倾向,诱发更多的多元化决策,最终损害企业长期利益。基于代理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13—2020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CEO预期任期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研究发现,CEO预期任期缩短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该倾向受到企业CEO决策权及企业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CEO持股会强化这一倾向,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CEO决策权的制约能够起到抑制作用;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严格的内部决策监督机制对CEO决策权力的监督可以有效缓解短预期任期对企业多元化的影响;包含分析师、审计师在内的外部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制约短预期任期CEO的多元化倾向。

我国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效果实证研究

随着国家对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鼓励和金融业准入的放宽,诸多优秀房地产公司相继进入金融领域。为了研究我国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的效果,以2001~2013年房地产企业入股金融机构事件为研究对象,运用特征指标分析和Wilcoxon秩和检验法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入股金融机构后的房地产企业偿债能力有所提升,企业的融资速度加快,但盈利能力却显著下降,企业的经营绩效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房地产企业产融结合后,企业没有实现管理协同和财务协同。所以房企在实施产融结合时需要重视如何发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协同作用。

高管人员报酬与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研究

从沪市公布的2003年度年报的679家上市公司中,随机抽取220家数据齐全的公司作为样本,对其高管人员的报酬进行分行业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高管人员的年度报酬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但与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不存在相关性和“区间效应”。

清末川路公司股份制的误区

公司股份制是西制东渐的产物 ,但在中国近代发生了若干变异。川路公司在股份制运行中 ,依靠政府行为导致了集股过程中的封建强制性 ,股东入股缺乏自愿性和营利动机 ,关心和参与意识淡薄 ;从实物租向货币资本的转化缺乏市场机制的调节 ;公司缺乏适当、有效的监控机制 ,从经理到各级管理人员贪污、挪用股款成风。这是川路公司股份制存在的三大误区 。

陕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分析

通过对陕西20家上市公司最新统计资料的处理，从流通股比重、控股股东控股比重、国有股比重和地位这三个方面分析了陕西省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状况及其主要特征：流通股比重相对较低；控股股东多为相对控股；政府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国有股持股主体多元化。在对此分析基础上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

股份制: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方向

中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要想在入世后立于不败之地 ,产权制度改革是根本。股份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方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以采用建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革。

后股改时代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发展动向及规制措施研究

资产按照不同时期的经济走向及市场变动而进行重新组合,这是资产本身所固有的內在特征。后股改时代是股权分置时代到全流通时代的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持续较长。在此阶段,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阐述中国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发展历程和后股改时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征,分析后股改时代上市公司资产重组的发展动向,并提出规制措施。

论限制股东表决权的制度根源及途径

随着公司控制股东滥权行为的频频发生,各国公司法均对大股东持有的多数表决权进行了或多或少的限制。对股东表决权进行限制的制度根源是资本多数决本身的缺陷,各国对股东表决权限制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控制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公司所持自己股份表决权的限制、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的限制。我国公司法应对大股东表决权和公司相互持股的表决权进行限制,并规定股东大会的定足数,明确公司自有股票的表决权不计入定足数和已发行股份总数。

上市公司交叉持股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

交叉持股会对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并放大证券市场的波动性,但这种影响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一国的会计准则。当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交叉持股现象并不严重。而且我国大部分公司交叉持股的动机都是为了赚取投资收益,而非为了战略投资或防止收购,因此不会造成证券市场的供应不足及流动性不足。

建立我国铁路冷藏运输股份公司的构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铁路冷藏货物运输面临着冷藏货源及供需方式发生变化,公路、航空运输竞争等的严峻挑战,因而必须进行管理体制改革。借鉴国内外改革经验,只有按照“资产重组、企业重构、布局调整、结构优化”的思路成立铁路冷藏运输股份公司,对现有机保段、加冰所、冷藏车实行资产重组,并按《公司法》设立严密的组织机构,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铁路冷藏运输的被动状态,扩大市场份额,增加运营收入,扭亏为盈。

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相关因素分析

以净资产收益率、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和赫德芬指数等为解释变量,利用描述性统计、回归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对广州市深、沪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管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和赫德芬指数等因素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应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契机,加快推进以高管期权等为激励手段的长期激励机制建设,并加强公司治理结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