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破产“诚实而不幸”司法认定的不足与完善

“诚实而不幸”是债务人申请个人破产的前提条件,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并未厘定其具体内涵和构成要件。实证研究发现,现阶段司法实践对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认定需要满足“正当性原因负债”和“具有诚信品质”两个实体条件,同时还须“债权人同意”这一程序条件。以上条件对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构成重大障碍,且实体条件的认定也存在不少的现实难题。为此,可借鉴《德国破产法》的立法经验,重新厘定债务人“诚实而不幸”的具体内涵及其构成要件,同时建议引入个人破产的前置性程序,进而降低个人破产制度的适用门槛,更好实现个人破产的制度功能。

法律诚信与道德诚信辨析

道德诚信是指作为道德准则的诚信 ,要求人们言语真实、恪守诺言 ,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 ;而法律诚信作为一项法律原则 ,是指当代各国在法律上尤其是在私法上普遍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它强调的是规范与监督。违反道德而失信于人 ,可能会遭受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诘问。法律诚信和道德诚信并非同一范畴 ,研究分析诚信问题的时候不可简单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我国市场经济中诚信缺失问题日益突出 ,道德诚信的基础不断被削弱。对诚信的期望已不能再仅停留在道德层面 ,而应该提升到法律层面去构想。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关键不是道德诚信的再教化 ,而是建立、健全一套市场经济法律规则 ,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市场经济秩序 ,并进而建立起人们对法律诚信乃至法律的信仰。

法治政府之理论解读

中国政府明确地把法治政府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目标后,从理论上对法治政府进行科学的阐释尤显必要。理论地看,法治政府就是有限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在有限的基础上秉持诚信的观念行政,旨在实现促进和保障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正义和秩序的统一、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统一、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统一。

包拯的法治思想与断案特色

包拯在从政过程中重视以法治国,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法存画一、赏德罚罪、防微杜渐、严惩赃吏等一系列针对时弊的法治思想。传世的包拯亲自处理的民刑案件并不多,但从中可见包拯司法实践中智慧、刚正、廉洁断案的特色。后来流传的包拯上百个断案故事,掺杂许多虚构、夸张或迷信的成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方面的特色。

论廉洁从警文化在执法诚信建设中的功能

人民警察是国家公务员,其职业特点是代表国家执法,能否做到诚信执法,不仅影响到政务诚信、司法公信,而且影响到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建设。廉洁从警文化是政治伦理文化、执法价值文化和道德诚信文化,为人民警察诚信执法提供了道德基础和价值导向。繁荣发展廉洁从警文化,是提升警察思想道德素质,培育警察核心价值观,营造诚信执法良好文化氛围的必然要求。

加强反腐倡廉的法制建设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应当注重法制,发挥法律和制度对公共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功能,形成权力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逐步铲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实现用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按制度行使权力。这就要求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的法制体系,以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诚信建设的法律保障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尤为必需。为此,打造诚信社会,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应充分理解诚信的内涵,对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信用失范、诚信危机及危害作一分析,对于我们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十分必要。在众多的举措中,笔者认为,诚信建设的法律、制度保障为重中之重。

诚实信用原则的理性思考与科学定位

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将诚实信用原则奉为"帝王条款"跨越了历史限制,违背了当前的国情,是不切实际的。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一项法律化的道德规范,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

试析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分析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讨其完善的对策，是加强和完善行政执法，实现廉洁政治的客观需要。针对我国行政执法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执法“寻租”、执法监督不力以及执法人员素质等问题和原因，我们应采取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与检查制度，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程序。

论韩愈与法治

韩愈作为中唐时期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力,作为政治家的韩愈,其一生治民理政,官场沉浮,与法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从韩愈的法治思想、法治实践、勤政廉政及其法治思想的意义和影响四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助于我们更加深刻了解韩愈本人,对我们当下的法治观念与法治实践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市场经济呼唤企业信誉

诚实信用原则乃民法中的"帝王条款"，具有一定的法律漏洞补充的功能，在民法领域中被极力推崇。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民事领域内)中的渗透，实际上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中设立了一种对应的义务--使人信赖的义务。就目前而言，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得到较为彻底的施行。在其他领域，该原则虽没有被着重关注，但实际上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在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帝王条款"，而且在相关领域也大有其适用的空间。这已在相关立法中得到体现，其地位应有所上升，且现实意义更不能被低估。在讲究信用的市场活动中，应重视其在法律中的地位，扩展其适用的范围，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促进司法公正、公平、有效。政府在企业建立信用体系中应起重要作用，要加快健全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信用法律制度；要加快转变工作职能的步伐，疏通系统内的体制关系，尽快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平台；要加大对企业诚信失缺的惩罚力度，为企业搭建较透明的信息平台。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进一步规范政府行为，加大欺诈方的失信成本，建立面向个人、企业的诚信评价和发布机构，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交流与沟通的机制。

汉代的循吏与酷吏

两汉时期,循吏在注重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和积极传播儒家文化的同时,还以身作则遵守法律,公平执法,教化与富民只是他们推行“法治”的辅助手段;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作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与“法治”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公安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初探

公安机关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职能部门,承担着增强社会活力、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职责。公安机关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是实现公正廉洁执法,源动力是理念创新,出路是机制创新,保障是队伍建设。

海瑞精神研究

海瑞为官清廉,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包括刚正不阿精神、为官清廉的精神、当官为民的精神、执法如山的精神。海瑞精神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论立法的良善

法治无论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逻辑来看,都是立法、司法、守法三个环节的统一体,而法治的前提是良法。只有符合 当时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的法律,才是良法;良法的确立需要民主,需要立法者理性的法律意识;中国的良法是时代精神与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契合。

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利益冲突是腐败的诱因,腐败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因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源头治腐的重要途径。基于预防腐败,整合廉政制度体系,密切党群关系,克服行政伦理困境的需要,必须大力推进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由"党内法"走向"国家法",注重配套制度的衔接与耦合,健全监督制度并加大惩治力度,开展廉政伦理教育培训,分别构成了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的方向、基础、抓手和保障。

中小企业法律诚信规制的理论构建

我国中小企业正处于信用危机之中,企业的诚信缺失已成为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企业的诚信,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是不够的,只有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才能促使企业更加诚信。具体来说,只有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对企业的诚信进行规制,才能促进企业诚信和创新机制的形成,进而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机制之完善

以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为目标,全面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是全国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任务。诉讼监督的目标与现状,决定我国诉讼监督机制在诸多方面需要完善改进,方能适应形势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要求。针对当前相关诉讼环节存在的监督缺位问题,依托现有法律规定,探索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机制创新途径,完善对侦查、审判等诉讼环节的有效监督。

论唐律赃罪的特点及其现代价值

唐律首创赃罪,立法严密,惩罚严厉,对有效预防和打击贪赃腐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唐律赃罪具有明显的现代价值,表现在:立法严密,使一切贪赃腐败分子无法律漏洞可钻;惩罚严厉,对一切有贪腐之念尚无贪腐之行的官吏有极大的震慑作用;其他制度如完善的监察制度、廉政教育以及厚禄养廉的配合,保障了法律的实施并取得廉政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