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跨国企业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非对称突破机制——事件路径分析方法

在深耕周边东道国市场过程中,边境跨国企业面临常态化的不稳定制度环境,亟须捕获有效的应对机制和过程。本文基于网络动态视角,选取云南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长期深耕与突破缅甸市场的典型事件,开展关键事件路径分析,探索应对不稳定制度环境的机制与过程规律。研究发现:边境跨国企业通过跨国别的经济与社会连带联动,实现“非对称突破”,克服不稳定制度环境危机;“非对称突破”促进边境跨国企业的具有嵌入性的网络连带形成,以获取长期的外部支持进而承载危机;“非对称突破”促进边境跨国企业不断更新网络连带的联动模式,将环境的冲击转化为发展动能;凝练了边境跨国企业通过跨国别的经济、社会连带联动的“非对称突破”机制,与“克服—承载—转化”不稳定制度环境影响的过程。研究结论推动了不稳定制度环境应对过程的研究,拓展了网络连带联动的应用范围,对中国企业在制度不稳定地区的国际化具有启发意义。

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水平的视角

基于我国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82国面板数据,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双边投资协定(BIT)对OFDI的长期影响。从整体上看,BIT对我国OFDI有正向促进作用,具体来说,BIT对OFDI的促进作用随东道国制度环境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弱的倒U型特征。因此,与东道国制度水平中等国家签订的BIT对我国OFDI的促进效用最优。

中国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视角

以2000-2007年进行OFDI的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企业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中国OFDI企业整体具有显著制度依赖性,这种制度依赖性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和OFDI企业绩效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具有差异性影响,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企业绩效有正向作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则具有反向影响;在发达国家,资源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均受当地制度环境的正向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对资源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正,对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OFDI企业绩效的影响为负。

中国制度环境对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决策的影响

为了扩展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跨国并购战略影响方面的理论和研究,以2011-2012年美国商务部驻华机构针对450家美资跨国公司所做的问卷调查为样本,以"活跃度"和"完成率"两层指标考察美资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状态,用22个涉及了执法、行政、海关、商业公平性、市场成熟度、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子维度来测度中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验证了跨国公司在华的"制度套利"倾向、中国的制度环境对于跨国并购可能存在的一些"制度陷阱"以及"反腐与反欺诈"在其中的调节作用。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程度及影响因素——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东道国地缘环境复杂多变,使得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本地嵌入程度和影响因素迥异。文章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从“地域嵌入”和“网络嵌入”两个维度度量了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程度,进而解析主要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包括多尺度的“地域”嵌入和多主体的“网络”嵌入,需要深入分析合作区本地嵌入与东道国环境的内在相关性。(2)东南亚地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本地嵌入程度存在显著的差异,总体嵌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是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3)资源依赖度、制度环境、地方社会机构联系以及政府关注度是影响境外经贸合作区本地嵌入的主要因素。

制度双元性下的高管权力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

以沪深A股市场中我国制造业海外投资企业为样本,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证比较,对制度双元性下的高管权力与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中高管两职兼任对海外创新绩效产生了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高管年薪的人力资本定价功能与股权比例增加的管理防御效应分别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起到更为显著的积极和消极影响。(2)民营企业中母国政治关联在董事会监管、两职兼任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起着更加显著的调节作用;无论何种所有制企业,东道国制度完善性在董事会监管、高管年薪与海外创新绩效之间都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3)国有企业中高管连任对企业海外创新绩效不利的特色影响,被母国政治关联、东道国制度环境完善性反向调节得更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投资效应及模式选择

利用200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8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以及多期DID计量方法,实证分析第三方市场合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三方市场合作可有效促进中国向合作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第三方市场合作谅解备忘录可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不足,但存在国别差异,即对中低收入或制度欠完善国家的投资促进作用比高收入或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更加显著。此外,契约合作型模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东道国国别数据的经验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知识)领域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板块。本文在参考国际产权指数(IPRI)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并采用2007~2017年46个东道国国别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将通过制度环境效应、替代效应有效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且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低水平的逆向技术外溢所引起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容易致使母国企业受自身的技术吸收门槛效应制约;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达到较高水平后,东道国企业或政府会倾向于利用其垄断优势效应来保护本国先进技术,以限制逆向技术溢出。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QCA方法的联动效应研究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仍未得到共识性解释,权变视角使相关研究呈现出“盲人摸象”的状况。本文基于177家企业2013—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经济禀赋等多种因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联动效应。研究表明:制度环境、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多重并发”形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多样化组态形式,具有明显的“殊途同归”特点,表现为“制度环境拉动”“资源拉动+效率驱动”以及“市场拉动+经验驱动”的投资模式;东道国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和东道国制度环境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外部牵引力,而企业生产效率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内部驱动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关系,企业异质性与东道国经济禀赋均能有效弱化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本文从组态视角系统性地解释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的差异化,弥补了权变视角对该问题解释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商务研究从单一权变向整体多维视角转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航运竞争力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

借助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聚类分析和空间自相关法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航运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1)航运竞争力大致呈逐年增长的发展态势,地区发展不平衡,极化效应十分严重。(2)航运竞争力综合评价得分呈正偏态分布,偏度值较大,分布较为分散,得分较低的国家(地区)占较大比重。(3)航运竞争力核密度曲线逐年向右移动,曲线波峰高度逐年下降,函数区间呈现小幅扩大,仍存在双峰形态,航运竞争力绝对差异逐年变大,极化现象在不断增强。(4)根据航运竞争力综合得分指数,可划分为航运竞争力强、较强、一般、较弱等四种类型。(5)沿线国家(地区)航运竞争力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马太效应显著,空间发展格局正由集中走向分散。

研发国际化与母公司绿色创新:基于组织学习视角的研究

研发国际化是企业实现国际化扩张和全球创新网络布局的重要战略决策。作为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研发国际化获取东道国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知识,进而实现东道国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的逆向知识转移。通过区分研发国际化广度和研发国际化深度两个战略维度,基于组织学习视角,利用2009—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分析了研发国际化对母公司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企业知识搜索节奏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发现:(1)随着研发国际化广度和深度进程的强化,企业在母公司表现出更积极的绿色创新;(2)东道国制度环境削弱了研发国际化广度和母公司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而对研发国际化深度和母公司绿色创新的正向关系具有强化作用;(3)知识搜索节奏对于研发国际化深度和母公司绿色创新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