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ame between FDI and the Beneficial Policies of Host Country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great func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economy in various countries. The beneficial policies of the foreign capitals are the main means to various countries to absorb FDI. Utilizing this means appropriately and designing beneficial policies, which can make the host country get the maximized revenue of utilizing FDI, are the key to absorb FDI effectively. In this paper, we set up a game model between the level of the host country＇s beneficial policies and the scale of FDI, and analyze what the ke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level of host country＇s beneficial policies are and how to decide the level of beneficial policies according to these key factors.

BOT投资方式中的政府保证之立法问题思考

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为了改善现状、吸收私人资本或外国私人资本投资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我国政府对国际BOT特许权协议项目实行:现行试点、宏观引导、逐步推开、规范发展的策略。但是几年来的实践结果表明,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避免陷于诉争和以政府的财产承担责任,而授权政府的主管局或政府控股企业,以他们的名义与投资商签订特许协议,从而导致主管局或控股企业的权利范围和承担责任能力大打折扣,进而加大项目投资方的非商业风险,使得外国投资者得不到投资安全,严重制约了我国基础经济建设的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构想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国海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并将长期持续增长,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成为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具有的鼓励资本输出、保护投资者利益、妥善解决投资争议的功能正好为我国现阶段所需,目前我国实践中虽然存在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但关于此制度的立法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深入探析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特征和实践流程,并在此基础上梳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历史发展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建议我国应及时制定一部《海外投资保险条例》,并针对涉及到的主要法律问题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和构想。

论BIT中“投资形式变化符合东道国法律”条款的仲裁风险与防范

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有关东道国法律适用的研究与实践众多。而就在ICSID仲裁表明东道国法律在投资定义条款中的有限性时，我国近年来签署的多份双边投资协定却进一步在定义条款中增设了“投资形式变化符合东道国法律”这一条款，由此便带来了可能的仲裁风险。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体系的自我完善和近年来对东道国利益的重视，通过再次审视投资定义条款的定位与功能，可以发现这一风险有弱化的趋势。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在认清外部国际投资局势变化和我国国际投资身份转换的基础上，通过灵活运用国际法和国内法，有区别的对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设计，就能够较好地防范该类风险的发生并实现本国利益与输出资本利益的平衡，从而统筹国际投资领域对内对外两个大局，推动国际投资法领域的法治建构与发展。

论环境权的立法保护

环境权是随着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而提出的新的权利主张 ,它分为公民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三种 ,各有其内容。我国应从法律上明确环境权的概念、充实环境权的内容 ,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商法体系缺陷的补救:民商区分

在我国"民商不分的混合立法模式"下,由混合于民法规范的商法规范与单行商法构成的商法规范体系存在着明显缺陷。为克服我国现行商法体系缺陷,应推动我国总纲性商法规范的立法化,实现民商区分的立法要求。在具体立法形式上,目前最现实的方案是制定《商法通则》,但不排除制定《商法典》的可能性。所谓民商区分,就是要对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区分对待,分别适用不同法律或者根据不同法律理念适用相同法律规范。因此,民商区分的关键问题就在于确定民事关系与商事关系的判断标准。在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典中,是以商人身份作为适用商法的依据,而商人身份又涉及商行为的判断问题。易言之,商人与商行为既是商法的核心范畴,也是确定商事关系的判断标准。但我国总纲性商法规范的核心范畴可确定为经营者与经营行为,并将其确定为民商区分的判断标准。至于营业制度,则不必纳入基本商法基本范畴,而将其作为总纲性商法规范的重要内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