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孩子会使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多少?——家务劳动时间细分的视角

以生育政策调整为背景,以女性家庭投入精力为视角,利用CFPS数据和Tobit模型,探讨子女数量对女性总体、一般和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总体家务劳动时间看,随子女数量增加,女性总体家务时间边际效应呈现出先突变式上升、再稳健式上升、最后相对持平的态势,说明生育一孩对家务劳动影响效应巨大;第二,女性一般家务劳动时间,随子女数量增长,呈现直线式小幅上涨,但情感家务劳动时间变化规律与总体变化规律基本相似,且贡献率超过80%,说明生育带来的子女生理照料和陪伴、教育等情感家务劳动投入巨大;第三,对家庭中至少有一个0—3岁孩子的女性家务劳动分析发现,总体、一般与情感家务劳动时间的边际效应与主效应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且总体、情感家务时间分别增幅最高达24.0%、47.5%,说明0—3岁幼儿是最需要照料的群体。基于上述发现,对情感家务劳动及0—3岁婴幼儿社会照料等问题进行再思考。

家务劳动价值的估算

文章利用CHNS的2011年截面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工资数据估算调查地区的家务劳动价值,分别采用机会成本法、综合替代法和行业替代法三种方法进行估算,发现家务劳动潜在价值约占GDP的30%。说明家务劳动价值对经济的贡献巨大,应正确评价家务劳动者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建立更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你耕田来我织布:家务劳动对女性收入惩罚的机制分析

家务劳动对收入有惩罚作用,这是学术界共识。当前在越来越多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情况下,家务劳动对女性呈现出更大的收入惩罚,其中的原因和机理何在?其秘密就在于家务劳动的类型划分:男女两性往往参与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女性参加的多是琐碎、频繁的日常家务劳动,男性则更多地参与偶发性且多可以由个体自己协调时间的非日常家务劳动,比如修理工作。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家务劳动对个人收入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日常家务劳动产生影响,性别差异表现为: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量对收入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以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职业对劳动力时间配置选择的影响:以家务时间为例

运用2009年的CHNS数据,以HLM方法实证分解了职业对城乡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选择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农村家庭家务时间配置的性别不平等比城镇家庭更加严重,城乡劳动力的职业差别是其中的影响因素之一;职业的从业者学历水平与城乡男性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配置正相关,而职业的收入与城镇男性和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家务时间配置负相关;职业环境的学历特征对家庭内部的家务分工模式和时间配置选择有间接调节效应,但作用强度存在城乡差别,而职业环境的收入特征,间接影响女性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选择;职业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劳动力家务时间配置选择的影响不明显。本文的实证发现有着现实的政策含义。

关注女性群体内部差异——以家务劳动时间研究为例

在关注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的同时,应关注女性内部所存在的差异。家务劳动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女性地位的高低。不同个人经济状况、人力资本及婚姻家庭状况的女性在家务劳动上所支出的时间不同。女性不同群体在家务劳动时间上的差异表明女性群体内部存在差异,这要求学者们关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女性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上的差异。

提升教育能降低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差异吗?——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8年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受教育程度的边际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中国教育婚姻匹配以“门当户对”为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高男低”的婚姻匹配现象也越来越常见。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影响工作收入和工作时间等经济因素,显著降低了其家务劳动时间,也缩小了家务劳动时间性别之间的绝对差异。同时,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降低传统观念等非经济因素导致的家务劳动时间的性别不平等;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普及率,可以降低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环节轻性别不平等状况。

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研究:回顾与展望

时间在家庭内部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个人福利水平、关系满意度和家庭消费结构,也会影响很多家庭产品的购买与消费。然而,关于家务劳动时间配置,营销学术界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将社会学领域的家务劳动时间配置与家庭消费行为相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系统回顾了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相关研究,阐释了家务劳动的界定和测量,从家庭内部和外部视角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述评,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务时间配置对家庭购买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家庭消费与家庭购买行为视角对未来的家务时间配置研究做了讨论。

湖南省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

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用2014年湖南省5县区20个城乡社区的调查数据,从家务劳动时间的视角分析湖南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家务劳动时间是影响湖南劳动力市场性别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同时其他影响因素还有月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等,但职务职称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应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家庭服务体系,基本满足家庭的服务需求,使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应通过政策倾斜确保女性培训比例,增强就业竞争实力;规范劳动合同,维护私有及民营企业女性从业者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及影响机制变迁(1990—2010)

1990—2010年间,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呈现渐进、不平衡的现代化转向:夫权模式减弱,整体走向平权模式,但妻子对重大事务决策权的获取弱于、滞后于日常事务决策权。夫妻权力模式的影响机制反映出基于个体能力提升,权力资源交换得以实现的现代理性逻辑:妻子在教育和收入水平上不低于丈夫的情况,对家庭重大事务、日常事务决策的平权、妻权走向至关重要,尤其是妻子收入上的相对优势,对获取重大事务决策权的影响在20年间持续上升。但基于传统性别规范的不平等和阻力也同时存在:家庭共同体内部,妻子承担更多家务的合作性付出并不必然导向重大事务决策权的获取,仅日渐有利于其获取相对边缘的日常事务决策权。性别平等意识对夫妻平权和妻权走向的正向影响也有随时间减弱的趋势。

性别、时间分配与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

文章利用2011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以高校教师为分析样本,探讨了性别、时间分配与科研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校教师在时间分配和科研产出上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科研时间少于男性而家务劳动时间多于男性,SCI/EI论文产出量则明显低于男性。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时间分配模式上的上述性别差异是造成科研产出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家务时间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因性别而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家务劳动不会影响男性的SCI/EI论文产出,但会显著减少女性的SCI/EI论文产出。

生活时间对工作绩效影响的现场实验研究

中国大量的制造业工厂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在未来的竞争中迫切需要提高工人的工作绩效。通常认为这需要提高生产的技术创新水平、组织管理水平和生产条件。而本文则从工作生产之外家庭生活的新视角出发,研究工人的生活时间如何影响工作绩效。本文首先建立基于家庭生产函数的最优化模型,证明了工人的家务时间对家庭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增时,可以促进工作绩效提升;而休闲时间和睡眠时间的边际报酬递减时,也可以促进工作绩效提升。通过对典型工厂流水线工人的现场跟踪研究,证实了理论模型的预测。本文的理论和实证表明,积极的生活方式能有效改进工作效率,这种通过提升生活质量来提高工作效率的思路,对中国年轻一代产业工人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来自中国双收入家庭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纳什议价模型基础上,使用来自中国9个省的双收入家庭的调查数据,检验了议价能力变化对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影响。结果发现,议价能力提高将减少本人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并使本人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分担比例对其他因素的弹性增大。议价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对男性的效果强于对女性的效果。本文拓展了已有的关于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研究成果,对议价能力的定义和衡量方法做了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显示出议价能力在家务劳动时间配置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非劳动收入对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一个基于工作异质性的比较研究

本文在区分工作异质性的基础上,分析了非劳动收入对家庭时间配置的影响,认为非劳动收入的提高将减少家务时间的配置,增加市场工作刚性家庭的闲暇时间,但对市场工作非刚性家庭闲暇时间配置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市场工作的异质性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利用CHNS2006年的数据所作的实证结果表明,非劳动收入水平的提高一致地减少了所有家庭的家务时间,同时导致在政府及国有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工作的家庭闲暇时间减少,但引起在家庭联产承包农业、私营个体企业工作的家庭闲暇时间配置的增加。

家务劳动时间分配对提升家务劳动效率产品购买意愿的影响

与经济资源一样,时间资源的配置情况将制约消费者效用水平,进而影响消费者行为。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是消费者时间配置的具体表现。面对购买提升家务劳动效率的产品决策时,扮演不同角色的家庭成员会做出不同考虑,家务劳动时间分配的不平衡会给家庭消费决策造成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基于价值机制与补偿机制,当家庭成员间家务劳动时间分配越不平衡时,家庭越可能购买提升家务劳动效率的产品。

中国家庭家务时间配置的福利效应——基于性别差异和城乡背景的比较分析

劳动力的时间配置结构关系到个人及其家庭的福利,家务时间的配置又受到工作性质与特征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性别差异和城乡背景在效应结构上存在差别。文章利用CHNS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从事的工作中平均学历越高,会减轻女性的家务负担,但增加了男性的家务时间配置,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更趋平等;从事的工作中平均收入越高,男性会减少家务时间,但女性却会增加家务时间;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对于城镇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束"要强于农村劳动力;收入提高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减少家务时间,但对城镇劳动力的影响不明显。文章强调了工作特征在性别和经济社会背景两个维度下影响家务时间配置的不同机制,对于探索促进性别平等和城乡福利均等化的路径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家务劳动的代际分工研究:来自CTUS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时间利用调查(CTUS)数据,系统研究了中国家庭家务劳动代际分工模式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父辈与子辈的家务劳动时间均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母亲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年龄和主要活动状态对子女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较为显著,年龄越小或以“在校学生”、“全职工作”为主要活动状态的子女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更少;父母工作状态显著影响自身及其配偶的家务劳动时间,工作时间越长,其家务劳动时间越少而配偶家务劳动时间相应增加;持有性别平等观念父母的家务劳动分工相对公平,具体表现为母亲家务劳动时间减少而父亲日常家务劳动增加,但父母性别平等观念对子女家务劳动分工的“代际传递”效应并不显著。

城市地区家务劳动和家人照料时间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详细考察了城镇夫妻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务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考虑到夫妻间潜在相联的性别角色期待对夫妻家庭分工的影响,采用似不相关模型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进行校正。研究发现,对于家务劳动,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其本人而增加其丈夫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在休息日,丈夫的家务劳动时间随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对于家人照料,妻子收入贡献会显著增加丈夫照料家人的时间。而其本人的照料时间在工作日和休息日均呈现明显的"性别展示"模式:该时间先随妻子收入贡献增加而减少,当超过约60%,其收入贡献的进一步提高反而会增加妻子参与照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