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产兴学与佛教革新

传统佛教向现代化的转化,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中的核心问题。通过杨文会、太虚、印顺等一批佛教居士、法师们的艰苦努力,富有新时代意义亦即具有理性与人文精神的人间佛教,已经成为中国佛教未来发展的航标。传统佛教的这一转换原因固然很多,但晚清政府实行的"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无疑具有直接的反推作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当时的政教关系及其历史的延续性。

论林语堂与佛学的关系

林语堂的创作在文化哲学的层面上深受佛学影响，他试 图以佛学思想对抗西方的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重建人文主义境界。林语堂与佛学之关 系是２０世纪中国作家接受宗教影响的重要个案。

儒学:在基督教与佛教之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中心

人类中心主义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利益和需要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督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则认为众生平等,人类没有凌驾于万物之上、主宰世界的权利。儒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介于二者之间,主张人与自然或生态的和谐统一。

佛教中国化与三教关系论衡

三教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当把这个问题纳入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量时,许多重大思想问题都可以得到恰当、合理的解释。从佛教初传依附中国本土文化的适应性发展史开始追踪,及至佛教壮大及其与儒道产生交锋碰撞,再到三教逐渐沟通融合,最后是中国化佛教人文特色的形成,其中全面展现了佛教中国化及三教关系丰富的问题史。此外,通过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三教关系辨析还可以尝试性提出一些新观点,并为中国佛学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一些方法论启示。

人本主义二重奏——人本主义视阈下的《格萨尔》史诗

英雄史诗首先是关于“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其中不乏神的故事,但“人”事已经成为主流,探讨英雄史诗的人本主义对于“人学”研究及东西方著名史诗的国际对话具有重要价值。《格萨尔》史诗产生并发展于丰厚的藏文化之中,藏文化既包含理性的宗教文化也包含追求“人性”的民间世俗文化,两者共同孕育了《格萨尔》史诗两种人本主义——理性的宗教人本主义与追求“人性”、张扬个性的世俗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是史诗中人本主义二重奏的主要表征。

哪吒：从佛典中蜕变出的悖伦“英雄”

《封神演义》中的哪吒出身传以很大篇幅描写了这一少年英雄弑父报仇的过程,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形象缘起于佛教典籍,而其最核心的部分--悖逆伦常,却是在通俗文学中蜕变而生的。

弘一大师与近代人间佛教略志

弘一大师与太虚大师在人间佛教理念上有诸多契合点,两位大师在倡导和实践人间佛教方面也一向相互理解支持。还合作谱写了弘扬佛教的歌曲《三宝歌》,并一同从事佛教教育。两位大师的合作与实践对研究中国现代佛教理论、佛教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西佛东渐宗教信仰对六朝人面纹瓦当的影响

六朝人面纹瓦当是在出土的瓦当中最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六朝社会西佛东渐的宗教背景,使得人面纹瓦当的纹样和内容呈现形式都具有鲜明特色。本文结合六朝时期的社会风俗背景和日趋成熟的佛教信仰,从民间信仰在六朝人面纹瓦当上的形成、西佛东渐宗教信仰的融入和人面纹瓦当的衰落三个方面入手,探究西佛东渐宗教信仰与六朝人面纹瓦当之间的关系。

《西游记》中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索

明代中后期正处于思想新旧杂陈之时,《西游记》恰逢产生于此时。面对个性张扬、人欲横流的社会风气,作者吴承恩对人性有其独特的体悟与思考。为了拯救浇薄的世风,使人心复归于正,他以宗教为救世良方,要合儒、释、道三家之力,让世人收心养性,“合和四相复修身”,达于完美的人性修养境界。他所追求的完美人性是佛性、道性与儒性的相统一又高于这三性的无私无欲的境界。

《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理论特色

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中国佛教有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入世化、人生化成为其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在禅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典型。禅宗的根本经典《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本怀,又结合中国传统固有的思想文化,在满足中土社会大众需要的过程中,发扬光大了入世救度众生的大乘佛教精神,其所提倡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特殊体现。《坛经》的心性本体论同时也是人性论,其透过心性论所表达的对无相、无念、无住的人的清净本性亦即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为人生展现了全新的生命意义。《坛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奠基了中国禅宗人间佛教的基本特色,也为近现代以来的人间佛教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思想基础。

佛教建筑空间的情感特征探讨

佛教建筑的宗教价值、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共同构成了以独特的佛教教义为底蕴,佛教建筑为支撑的情感体系。佛教建筑空间的情感特征主要体现在佛教建筑中的人性空间和神性空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最终达到完美共存。

中国古代景观设计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人地关系思想史上的精粹,长期以来,它一直沿上下两条脉络演化发展。儒、释、道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三大代表,对"天人合一"有着各自不同的表述,而园林或建筑景观的设计也深受其影响,表现出同中有变的差异化特征。

“女娲补天”的全新阐释

《红楼梦》里"女娲补天"的故事来自佛教,是《五灯会元》里"女娲补天"故事诗意化的演绎。小说以曹雪芹家族百年兴衰史为素材,敷演了贾府百年兴衰成败的历史,借贾宝玉挣脱佛法枷锁、走出浊法和清法迷人的圈子、获得大自由与大安宁的非凡经历写出了曹雪芹在现实生活中受释迦牟尼生平事迹启发、发愤图强、磨炼心志、摆脱烦恼和痛苦束缚、谱写不朽篇章的传奇人生。神话传说、禅宗典籍、《红楼梦》里的"女娲补天"的故事,虽然内容和思想略有参商,但蕴含的精神却完全相同,即体现了传说史上的女娲、宗教史上的释迦牟尼和文学史上的曹雪芹伟大的仁爱精神和淑世精神。

朱熹对佛老心性思想的借鉴与批判

朱熹的心性哲学是在儒释道三家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佛老思想对朱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佛老对形上本体的运思方式;其二,佛老"克己"、"主静"的心性修养方法。朱熹在吸收佛老思想的同时,又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了佛老"出世"、"无为"的态度,这使得朱熹理学又超越了佛老,成为中国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主流。

情感·仪式·信仰——“人间佛教”现代图景的社会学解读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非常重视情感、仪式与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信仰与情感的互动关系之间,仪式的功能极为重要。在特定的仪式展演过程中,信仰者的情感流露及其共享与感召也会得以强化或渐次增强,从而将个人的价值观念或宗教情感转变为一个群体或社会大众的共享内容。特别是仪式性的宗教活动包含了丰富的情感、信仰,进而构成宗教自身的神圣性与社会性,整合了人群、资源和关系。运用宗教社会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可从情感、仪式、信仰三个维度,考察人间佛教的现代图景,从而揭示人间佛教的行动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拯救自然的佛法之路——池田大作自然观述评

池田大作的自然观以佛教哲学为基础,把自然观与人生观相联,认为生命的尊严是普遍的价值基准,自然的破坏是以天灾形式出现的人祸,拯救自然必须以宗教为理念基础,以人的革命为根本方式,以社会方式的变革为具体途径。这些思想探寻的是一条拯救自然的佛法之路,对保护自然具有深刻的启迪。但是,在宗教与科技、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政治等诸方面,他的自然观有所错谬。

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文化遗产数字化和佛教研究是社科领域密切关注的热点课题,开展相关研究可为我国汉传佛教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一定参考。文章介绍了国内汉传佛教文化遗产,分析了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研究现状,深入分析了其发展困境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一定的建议与对策:汉传佛教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应该形成协同管理机制、制定统一标准规范、构建基础(共性)资源库、搭建安全保障与道德伦理体系。

论宗教超越人之死亡的伦理学特征——以基督教与佛教为例

宗教特别关注人死亡后之世界,存在多种解释。以伦理学的视野研究宗教对人之死亡的超越有如下5个特征:第一,由至善与神圣存在概念所决定的能超越的伦理学特征;第二,由人之死亡的两种含义所决定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三,依据凡俗如何实现其神圣所决定的实践性的伦理学特征;第四,分析能所关系所得出的超越性的伦理学思想特征;第五,此超越性伦理源于何处的伦理学特征。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虎变文学类型及起源探析

虎变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类型主要有人变虎、虎变人两类;其产生根源是中国古代的动物崇拜、图腾观念与灵魂信仰;佛教的传入则进一步丰富了虎变文学的创作。虎变文学的产生、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文学与宗教、伦理、民众心理等方面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