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夫”看明代夫妇情感伦理关系的新转向

在明代的五伦关系中,正在逐渐演变为以夫妻一伦为重;而在夫妻一伦中,夫妻关系正在被夫妾关系所取代。这是一种新型的夫妻情感伦理关系,是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中的明清家庭伦理关系的新变化。文章通过对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义”、“义夫”进行适当的辨析以及对明代四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男女哀情故事的举例,借此说明在传统的礼制下,夫妻之间是一种“终身相倚”的关系。这种终身相倚,仅仅是妻子对丈夫的依赖,并非丈夫对妻子必须忠诚。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是基于新的社会土壤之上伦理关系的新动向。

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

滥觞于周礼的原初意义上的中国古代伦理学,既与西方传统的唯识主义的伦理学不同,又与那些晚出的业已理学化和心学化的中国伦理学相异,其乃为一种根于身体、从身体推衍出社会人伦的伦理学理论。这种伦理学的身体性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反求诸身的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把身体视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不仅表现为其通过一种身体发生学的追溯把对话主义的“夫妇伦理”视为人类伦理的原型,而且还表现在其通过以行训身而对一种躬行主义的伦理的高度推崇。无疑,这一中国古代伦理学中的身体性的揭示,无论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人类伦理学来说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一方面,它是对中国古代伦理学真实内涵的一种真正的正本清源;另一方面,它也代表对远离生命之根的、日益独白化的和业已流于唯心主义的现代主义的伦理理念的最早的纠偏和批判。

夫妻与亲子:中西方文化家庭伦理观比较研究

作为一种文化的体现,家庭是个体获得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的来源。由于不同的自然、经济和文化条件以及漫长的历史沉淀,中西方形成了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宗法人伦关系与契约人伦关系、父子轴和夫妻轴不同的家庭伦理体系,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价值观。研究中西方家庭伦理差异,有益于更好地处理好家庭成员中夫妻、亲子的关系。

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实态

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夫妇丧葬,可以分为五种情况:与诸夫人合葬、单独下葬、与前室合葬、前室合葬后室祔之、与后室合葬。其中与诸夫人合葬的事例最多,与前室合葬的情形次之,应视为唐代多娶习俗之下的丧葬常态。

父亲、丈夫、儿子与情人:家庭伦理电视剧中的男性角色

家庭伦理电视剧是中国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类型,该类型电视剧中一般主要有父亲、丈夫、儿子和情人等四种男性角色。通过对大量家庭伦理剧电视文本中四种男性角色的分析,说明家庭伦理剧通过家庭叙事强化迷人的父权制,鼓励电视观众发挥已有的性属成见建构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伦理剧中的男性角色逐渐获得反叛的解放形象,男性气质新的意义逐渐被建构起来。

作为符号空间的广州--电视剧《外来媳妇本地郎》中的广州形象建构

作为中国大陆最长寿的情景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在经过了十六个年头之后,在2016年7月突破三千集大关。这一部电视剧在充当广州市民生活附注的十六年里,讲述故事的场景也随着广州的现实变迁而刷新。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为观察传统广府文化如何在现代化浪潮中进行嬗变的一个微型窗口,也在不知不觉间把广州这座城市作为一种符号空间来进行视觉表述。

夫精人工授精前对不孕症患者的伦理关怀

实施夫精人工授精术前给予不孕患者适当的伦理关怀,消除患者困惑、压抑、自卑心理,保障不孕患者的基本权利,帮助其树立治疗信心,让此项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不孕不育患者,同时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并对实施夫精人工授精过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提出探讨。

论中国守节寡妇的权利

中国古代守节寡妇们的权利是传统社会中女性三权——生存、协理、代管权的特殊形态,具体表现为:伦理共有制度保障下"妇承夫分"的承夫依养权、父权传承体制赋予"妇代夫权"的赡育理业权,以及纲常伦理传统激励下"代祖教化"的助子御媳权。三权的行使,使她们成为父家长统治管理系统中出现缺环时的补位,并为维护家族网络的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故备受各级父家长的推崇和保护;但其代理权也会相应地受到父权的干预和制约。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先秦儒家的夫妇伦理思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以"俗世之情"为生活内容,以"夫妇有别"为伦理要求。其演绎的逻辑元点在于"别",即以"男女有别"为自然基础,突出性别角色和自然分工;而最终的演绎结论也在于"别",即强调"夫妇有别",强调家庭角色和社会分工,以维护社会尊卑秩序,体现了周代宗法制社会,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中人伦秩序的不断强化,呈现出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当代家庭伦理建设应借鉴先秦儒家夫妇伦理思想的精髓,在"夫妇有别"的基础上合理分工,团结协作,使夫妻关系由"博弈"走向"共赢"。

春秋时期贵族实行媵妾、侄娣婚制吗?

尽管所谓的姊妹相依、姑侄共从、联翩共嫁一位诸侯的"一娶九女"的媵妾侄娣婚被古儒奉为春秋时贵族婚姻生活的"金典玉律",但细审典籍,不难发现其破绽百出。媵妾婚不仅与当时诸侯的婚姻生活的事实不符,而且与贵族的婚姻等级礼制相违,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且,所谓的侄娣婚俗,仅仅见于部分贵族的婚姻生活中,不能称其为婚制。确切地说,春秋时期贵族的婚姻形态应该是以多妾制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

《楚辞》“二湘”误读之解释

秦汉以来 ,不少学者以舜与二妃解读《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 ,并成为楚辞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用历史传说人物指代神话形象 ,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诠释方法。尤其不依据文学作品的语言文本 ,这种诠释就更带有了一种先行的预设 ,不过在表达诠释者自己的价值取向。这表现在“二湘”诠释中就是借助对偶神话的故事去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男女配偶的伦理关系 ,这是中国史官文化精神的态度 ,也是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念的体现。

生死相依 患难与共——敦煌文书所见中古夫妻伦理关系

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始终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在敦煌文书中留存有许多反映古代敦煌地区民众婚姻和家庭的文书,可以看出敦煌地区夫妻关系在"缔结良缘之时""病痛患难之际"和"逝者往(亡?)故之后"等三个不同阶段中各有相应的内容,足证中古敦煌地区的夫妻伦理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的基础之上,并且深受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反映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夫妻伦常和佛教"自觉觉他"的伦理精髓。

“洁净”的秩序和力量--壮族古俗“夫妻异室而居”新探

本文根据象征人类学关于"洁净"与"污秽"的二元对立及可建构社会的价值和秩序理论,论证壮族古俗"夫妻异室而居"背后的伦理规则,探讨这一伦理规则在古典干栏房子建造过程中的技术化和仪式化转向。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保障问题探研

土地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对农民具有极其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农业人口的比重占全国人口总量的80%以上,解决好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对我国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诸多的原因致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受到严重侵犯,农村妇女丧失土地的现象极其严重,对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隐患。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利,既是男女平等原则的体现,也是贯彻落实《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婚姻法》的基本要求。

十七年文学与“风俗化”叙事伦理——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为个案的考察

"十七年"时期,受主流意识形态和时代审美风尚等的综合影响,文学领域形成许多叙事伦理的"风俗化"现象。与显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文艺政策、领导权等形式形成的规范性影响不同,"风俗化"叙事伦理是以隐性的潜规则形式影响文学的书写与发展的。作为共和国文坛第一个公案,《我们夫妇之间》的被批颇具代表性,小说的知识分子道德叙事非正当性、日常生活的非"斗争"伦理,和在"城市"与"乡土"对比书写中作家对"乡土"道德优越性的漠视,是其获罪的根源。"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是潜隐的,往往显得更深刻。从"风俗化"叙事伦理对文学的影响和形塑中,可以看到当代文学史结构性转换的某些基本脉络。

怨男怨女遥相望——英国男怨诗怨男形象与中国闺怨诗怨女形象之共通性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男怨诗塑造了"怨男"之形,中国自《诗经》以降的闺怨诗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怨女"之象。一支"怨"曲唱中西,怨男怨女有着相同的命运遭遇:被弃、孤独、痴怨,但两者并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他们中有的冲破层层藩篱,起而反抗,自珍自爱。通过剖析英国男怨诗和中国闺怨诗,可以看到中西怨诗塑造的怨男怨女形象是有其共通性的。

《金瓶梅》中的夫妇关系与儒家家庭伦理

儒家非常关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夫妇关系。从《水浒传》脱胎发展而来的《金瓶梅》对西门庆的家庭情况进行了重新建构。西门庆的家庭是一个带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市井之家,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对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维系人心的力量,夫妇之间应该遵守的伦理规则和伦理秩序被打破,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往往不择手段。《金瓶梅》的作者一方面批判了这个家庭中的伦理失序,另一方面也对李瓶儿等人的情欲追求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丈夫生育权保护制度的构建

丈夫生育权以婚姻关系中的男性为主体,具有人格权和身份权合一的性质,多受妻子生育权限制,是受国家保护的人权以及法律保障实现的权利。丈夫生育权应由亲属法确认,受计划生育义务、子女权益、妻子健康状况和妻子生育优先决定权的限制,应明确侵害丈夫生育权行为类型和侵权请求权行使,以构建科学合理的丈夫生育权保护制度。

从汉代的采风政策与董仲舒的家庭观看汉乐府民歌妇女形象

汉乐府民歌中的妇女形象具有奇行异事化的倾向,其原因有三:一为叙事文体本要追求奇行异事;二为汉代的采风政策鼓励采集具有奇行异事的人物;三为汉代家庭现强调妻子对家庭的支持作用的一面。

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夫妻伦理

夫妻伦理关系的协调,是家庭美德建设的关键所在。影响夫妻伦理的主要因素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必须加强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夫妻伦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