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利益识别与法治保障

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政策导向、法治建构和具体实践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整体系统保护的理念和成效。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体现党的执政主题、推动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以及明确监管主体的行为规范,有必要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涉及的相关利益进行识别和保障。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蕴含的国家安全利益、公共环境利益、资源开发性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结构,可从强化法律制度供给、深化行政主体监管职能、完善司法保障机制等方面提供法治保障。

司法鉴定证据审查的类型化研究

司法鉴定证据作为法律与科技融合的产物,具有法律性与科学性双重特点,是认定案件法律事实的重要依据。司法鉴定过程与鉴定人所采用的科学手段、具备的专业知识高度相关,加强对司法鉴定证据的审查具有客观和现实必要。各类案件涉及的司法鉴定证据类别多样、专业背景复杂,审查不同类别的司法鉴定证据时,其内容与方式存在区别,从法律性与科学性两方面重点分析三类司法鉴定证据的审查要点,能够帮助参与司法活动的人员快速理解鉴定意见的争议易发点,形成自己的判断。为提升司法鉴定证据审查工作的质量,可以建立不同类型的司法鉴定证据审查框架、促进法律人员技术化与技术人员法律化,确保司法鉴定证据的司法效力与高效运用。

数据刑法保护路径的分歧与解决方案

在现有数据犯罪体系下,数据刑法保护面临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形式保护通过计算机犯罪罪名体系实现,实质保护通过保护数据内容所对应的法益实现。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导致司法实践中数据犯罪罪名适用不一。造成这一分歧的原因是现有刑法规定无法直接反映数据对应的法益,并且司法上并未厘清数据犯罪的法益识别路径。现有的解决方案包括实质保护优先、形式保护优先以及两者结合等思路,但都存在一定缺陷,不能彻底解决这一分歧。解决形式保护和实质保护的分歧需要立法和司法联动。立法上,应对实质保护条款进行必要改造,取消对数据单独的形式保护并设置专门的数据安全保护规定;司法上,应妥善处理不同法条之间的关系。

矿产资源犯罪判断中的法益识别

矿产资源犯罪侵害的是复合法益。对矿产资源犯罪进行法益识别的关键要点包括:对该类犯罪所指向的物理对象的进一步明确;对作为行政违法性要素的“非法”的准确判断;对实践中该类犯罪所侵害实质客体的类型化分析;明确该类犯罪的刑事制裁方式及其刑法功能如何实现。基于前述要点,矿产资源犯罪的成立应采用严格主义,对是否违反前行法的判断应采用严格标准;应将矿产资源与普通财产、财物及生态环境的功能严格区分;应正确认知非法采矿行为造成矿产资源损失与生态环境破坏两者间的关系,在入罪上采用差异化标准;对在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特殊区域采矿行为的判断应结合民法上的情势变更原则与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谨慎入罪。在矿产资源犯罪的刑法制裁中,应注意其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性质与功能的区分,注意生态修复费用、惩罚性赔偿等的非刑事责任性质,避免不同性质责任的相互消解,保障刑法功能在该领域的全面实现。

外国法律查明与适用的困境及完善路径——基于青岛市123件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实证分析

在推进上合“法智谷”建设的背景下,外国法律查明与适用制度的运行状况将对青岛市涉外民商事审判产生更加直接的影响。通过对123件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实践中最终查明并适用外国法律的案件屈指可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受限、法官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说理不充分以及查明途径过度依赖当事人与法院。而上述困境背后的原因在于查明成本较高、查明与适用配套路径缺乏。因此,通过履行法院查明义务、完善司法评价机制、探索查明合作机制、建立委托查明制度解决外国法律查明与适用困境为可行之策。

有因型敲诈勒索的法益识别与入罪限缩

有因型敲诈勒索是否构成犯罪的考察应基于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进行规范判断。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为双层法益构造,其中,法益主体占有财产的平和状态为财产法益,法益主体处分财产的动态过程为处分法益。前者的内容是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财产秩序,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行为人的索财诉求是否具有合理根据;后者的内容是个人决策自由,其判断方法是考察被害人是否具有他行为可能性。行为只有同时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和处分法益才构成本罪。基于法定事由和道德优势的敲诈勒索行为无损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即使行为完全压制个人决策自由,也不宜评价为敲诈勒索罪;基于道德平势和道德劣势的敲诈勒索行为侵害敲诈勒索罪的财产法益,依行为对个人决策自由侵害程度的不同可以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

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实践困境与制度优化——基于15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诱惑侦查作出“不得诱使他人犯罪”的禁止性规定,为诱惑侦查合法性判断提供了概括性的法律依据。对近年来我国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司法样态予以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实践中存在不当限缩非法诱惑侦查形态、对诱惑侦查正当目的的审查陷入循环论证、类似事实证据的使用有失偏颇等问题。在当前立法模糊、实践认定不尽合理的情况下,宜强化对行为人犯罪嫌疑之事前审查,同时引入因果关系标准优化诱惑侦查合法性认定的路径。

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学理诠释与实践面向

近年来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存在“去经验化”的危险倾向,而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提出正是对深陷规范“泥潭”的教义学的补偏救弊。当前理论上对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批判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将常识判断寓于法律解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契合解释过程中的主、客观互构关系,更是满足了法教义学面向功能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合法性、合理性及合目的性构成了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三个实践向度,即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越实定法的有效范畴;从刑法文本到案件事实的涵摄过程不得悖离基本的逻辑要求;对条文的解释应当符合规范目的,并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

高校民法学教育中案例研习方法的创新实践路径

我国高校民法学教育中,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并未从本质上改变既有的教师主导型的“经院式”“灌输式”教学模式和学生被动的“接受型”的学习模式。为破解这一难题,建构出一套区别并进步于传统民法学实践课程模式的创新型案例研习方法体系,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鉴定式案例研习方法来提升学生对法律规范和事实的体系分析能力;第二阶段是以论辩式案例研习方法来提升学生围绕争点的对抗论证能力;第三阶段是以诊所式案例研习方法来提升学生对真实案例的实战处理能力,最终实现提升学生核心职业能力的培养目标。

人工智能“换脸”风险的法律治理模式

人工智能“换脸”技术被误用和滥用,给个人权益、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立足本土语境,借鉴国外相关政策与法规,以“换脸”传播的介质与场域——互联网平台为中心,来构建人工智能“换脸”的法律治理模式。从平台责任着手,首先明确互联网平台作为“换脸”的管理主体,平台守好监控、审核关;其次,强化平台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通过立法给平台施加更多的审查义务;最后,同样立足平台,由政府部门指派的网络安全专员与符合条件的用户、平台管理人员在平台组成仲裁委员会,政府-平台-用户协作建立“换脸”仲裁机制。

刑法修正与法益多元化理论

历次刑法修正凸显法益多元化趋势,可从原因论、本体论、影响论三个层面认识法益多元化。原因论层面,法益具有的流变性是内生原因,复合价值观的形成、利益多元诉求及刑法的伦理需求是外在原因。本体论层面,法益多元化的横向结构表现为法益分类多元、法益主体多元、法益被侵犯的形态多元,纵向结构主要表现为个罪法益保护层次多元。影响论层面,为使犯罪认定更具现实性与科学性,应在实定法层面理解法益,并用法益来解释说明犯罪客体,判断犯罪的既未遂形态等。多元化弱化了法益的分类功能,进而影响犯罪的认定,从根本上解决需建构“核心刑法典+附属刑法”的二元立法模式。法益多元化还促进犯罪分层理论的发展,间接推动刑罚及相关刑事程序法改革。

智能语音技术的法律规制研究

智能语音技术可以带来收益,但也存在技术误差、破解身份认证、信息泄露等法律风险。智能语音技术中的声音保护存在法律争议,这是与声音的人体生物特征、声音的法律属性争议相关的。声音属于个人生物信息,含有可识别性、稳定性、非匿名性、全向性等特征。对智能语音技术进行法律规制,有必要加大对生物识别信息现有立法的解释与完善;把握复杂的人机关系处理的法律规则;面对未知风险,要坚持从严解释弱风险预防原则,坚持发展智能语音技术的法律底线。

互联网环境下的劳动法律关系研究

在互联网环境下,劳动用工形式呈现出工作时间与场所更加灵活、薪酬体系趋于多样化、用工关系更加复杂的特点。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各方主体未对网络劳动关系予以足够重视,导致互联网环境下的劳动法律关系在认定、救济与保障层面存在一定问题,给劳动关系的和谐带来挑战,滋生了一系列现实问题。为减少互联网环境下的劳动关系争议,应明确互联网环境下劳动关系的认定、畅通互联网环境下劳动者维权救济途径,并构建互联网环境下的劳动保障体系。

国家部分出资企业内部任命型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不同于刑法第9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认定标准的统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直接将国家出资企业内部组织任命的从事组织、经营、监督、管理的工作人员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虽有力地打击了国企改制中的职务犯罪行为,但也导致了一系列有违刑法谦抑性、法益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因此,适用《意见》应从国企改制的背景出发,以刑法教义学的角度明晰相关概念,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法益保护性原则与公司财产不可分离的原则对认定国家工作人员的任命组织与实质要件进行合理限缩。以“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对任命组织进行限定,再以国有资产专属性与公共职权代表性对其实质要件进行限缩,如此才能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实现对职务犯罪的统一规制。

基于专利法律状态与加权技术相似度的竞争对手识别研究

[研究目的]优化竞争对手识别方法,为企业客观扫描行业竞争环境,制定差异化技术竞争策略提供情报支持。[研究方法]有效考虑目标-候选企业的竞争可比性且在技术相似度的计算中融入法律状态、专利质量情境:针对目标-候选企业专利,首先依法律状态划分为失效、有效、在申三类,通过三类专利数量比值的判断,识别初步竞争关系,其次面向三类专利构建质量评价指标,并测度专利平均质量比值,同时计算三类专利技术内容相似度均值,通过前者进行加权,由此得出过往-当前-未来技术相似度,最后基于对三种加权技术相似度的判断,识别不同类型竞争对手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以云计算领域企业为实证对象,以国云为目标企业展开实证,结合多维专利信息对结果进行分析与验证。[研究结论]融入法律状态、专利质量的识别方法,更加贴合专利法原理,提高了识别结果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平台经济下不完全劳动关系适法路径选择及认定程序构建

平台经济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引入不完全劳动关系概念,但法律规范体系尚未明晰,导致审判实践呈现法律灰色地带。平台经济重塑劳动力市场样态,导致“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之“二分法”无力应对。故应补齐劳动光谱,构建“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之“三分法”法律框架,勾画“类劳动者”法律轮廓。对于不完全劳动关系的适法路径,应在“劳动法做减法”之基础上构建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适用劳动争议程序。在程序构建上,应遵循“协同性、基础性、审慎性”的基本原则,从双方是否签订书面合同两种情形分别探讨,签订情形,进行实质审查;未签订情形,参考美国法ABC法则构建的两阶段的“可反驳之就业推定”程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在理论界主要有法定化和自治两种立法路径的争论。为更好地维护成员权益,顺利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应选择法定化为主、自治为辅的立法路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制度包括法定资格认定标准与程序、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范围与程序两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法定资格的认定标准应区分既有成员和新加入成员:对于既有成员的认定标准,法律应明确规定,同时明确,集体决议不应随意剥夺其成员资格;对于新加入成员的认定标准,除法律规定外,集体可以有更大的自治空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决定成员资格的程序应交由集体决议。

协同学视角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研究

公共法律服务协同发展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也关系到区域法治一体化建设的水平。故此,建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尤为重要。协同学与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具有契合性,可为理解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奠定分析框架。在协同学视角下,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显现出理念同步效应、主体互补效应及行动统一效应。运用协同学的参量原理,可以识别支配协同机制运行的序参量是行政管辖权,而引导协同机制运行的控制参量是区域合作协议。在行政管辖权和区域合作协议的共同作用下,应构建关系协同、政策协同及行为协同的京津冀公共法律服务协同机制。

著作权法视角下“剧本杀”若干问题探析

近年来,“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兴的娱乐模式风靡全国,对全国文化和经济的繁荣有着重要贡献。但在其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一系列法律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预防与保护,可能影响“剧本杀”行业发展。“剧本杀”作为一种新兴的作品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需要进一步在著作权法视角下予以确认。首先要将“剧本杀”认定为《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作品类型,其次要通过剖析法律规定下的剧本杀作品侵权类型进而探寻其法律保护途径,最终达到保障“剧本杀”及这类非传统意义作品合法权益的目的。

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方法的思考与探索

与传统的交通事故不同,无人驾驶汽车参与的交通事故影响因素更为复杂,事故因果关系辨别难度更大,这就为无人驾驶汽车交通事故的司法鉴定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又是司法鉴定业务的重要内容,如何开展无人驾驶汽车参与的交通事故痕迹物证鉴定成为了人们思考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