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重构——以《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56条无差别地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但从实践面向出发,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缺乏规范性与实效性,在操作层面也异变为检警重塑证据的把关程序。因此,有必要以检察机关为切入视角,探索审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别化程序。立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部职能划分,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特色检察制度,建立“以派驻检察为重点,以巡回检察为抓手”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诸多益处,尤其能够在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完善诉侦衔接、实现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可以打破适用于审判阶段证据排除的传统模式,重释其功能定位与规制重点,创新性地激活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扩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场域。

非法证据在庭前会议中的排除方式研究

2013年1月施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庭前会议程序,其中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广泛关注,对庭前会议司法实践的实证研究表明庭前会议程序本身还存在法规模糊、制度欠缺等问题,其中对于非法证据的处理更是争议的焦点。本文系统分析了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有关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条款,考察了司法实践情况以及法学理论界的不同观点,从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体系发展阶段及特点出发,提出除控辩双方争议较大的情况以外,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庭前会议中解决,同时法律法规应明确庭前会议中非法证据排除决定的效力。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法理、程序与证明

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符合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是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的重要体现之一,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任务,具有正当性。但它又存在一定局限性。立法应增设专门的庭前听证程序,让法庭通过公开听证对被害人提出的排除申请作出裁定,同时,为被害人不服裁定提供救济。被害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作为一种程序性证明,采用自由证明机制。证据收集合法性的最终证明责任由检察机关或辩护方承担,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并在证据规则上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察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创新规定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实践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因难以满足排除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程序失灵"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在于足量掺入确保诉讼功能平衡、增强排除诉讼特性的要素,以规避潜在的"任意排除"、"关门排除"、"自我排除"、"差异排除"风险。具体设置上,一是可对应非法证据排除的两种不同排除模式,分别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二是应以确保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功能的适度动态平衡为设置标准,审慎、合理地拟制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解读与反思——以遏制刑讯逼供之功能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颁布对我国证据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完善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其在内容上对如何认定和排除非法证据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是能否在实践中摆脱被搁置和规避的命运才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学界普遍期望该规定的出台能够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而在事实上,做为一种事后程序性制裁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当然的具有吓阻刑讯逼供的功能。

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思考

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理论上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刑事诉讼实践中未形成行动中的共识。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是其中的重点和难点。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不仅是法治精神的底线要求,也是防止错案、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必须改变观念,检视当下侦查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的问题,在侦查机关内外建立排除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认定和制裁机制。

浅析“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陷阱取证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陷阱取证”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应根据民事案件“陷阱取证”的涵义、种类和特点以及它与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误区

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对该规则本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保证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目前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一是把求真作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二是对制约该规则有效实施的条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对“毒树”与“毒树之果”的关系缺乏正确认识。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论建立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对国外先进制度和理念的借鉴与思考,各种相关的证据规则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探讨的焦点。因此本文研究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现状及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设想及其配套措施。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证据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刑事程序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我国应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尽快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杜绝由非法取证而造成的冤案的发生。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民诉中的适用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刑事诉讼领域被引入民事诉讼领域,由于实践中出现的适用难题,理论和实务界对在民事诉讼中引入该规则存在坚持说和反对说两种不同的观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以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来看,我国不宜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民事诉讼的非法证据,可通过法官自由心证的运用,对违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进行取舍,同时通过其他替代性的制裁措施和依法保障当事人合法取证等措施对民事诉讼领域非法取证的现象予以规制。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的促进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任务。2017年中央审议通过规范性文件对这项任务作出了细化规定,其对公安机关侦查取证理念、把握非法证据范围、规范讯问行为、处理侦诉辩审关系等方面具有深刻影响。公安机关应在厘清"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从这些方面综合着力应对。

中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制与适用比较研究——兼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是，警察在调查取证时，如果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第五修正案（不得自证其罪）以及第六修正案（获得律师帮助）所保障的宪法基本权利，获得的证据将不会被法院所采用。美国法院还进一步创设了“毒树之果”、“米兰达规则”以及相应限制规则，实现了对该规则的双向规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成文法形式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并没有完全吸收其宪法基本权利的保障内涵；从适用层面来看，我国法院适用得当，但是说理不足，使该规则并不具有法定可预期性。加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理论研究是更好实施该规则的前提。

低烈度侦讯行为的法律规制

人格尊严是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价值核心,然而实践中存在以恶劣的休息和饮食条件、感官知觉剥夺、长时间单独监禁、长时间人格羞辱等手段获取口供,这类低烈度侦讯行为把犯罪嫌疑人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有损其人格尊严。现行刑事诉讼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仅局限于生命权和健康权,还未扩展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权,这对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保障极为不利。通过构建侦查讯问中包括人格尊严权在内的权利体系以及相关程序性保障,将以低烈度侦讯手段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及毒树之果纳入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从而实现对低烈度侦讯行为的法律规制。

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我国立法中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存在一定的缺陷。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应当就绝对禁止非法证据和禁止非法证据的自由裁量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另外,对特殊情况也应做例外规定。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认识论基础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則不仅有其价值论基础,也有其认识论基础。论述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自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則的认识论基础:绝对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則的认识论基础。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反思——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着眼点的分析

在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较为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随后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却回避了这一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最模糊的阐述。事实上,我国现行的以私录视听资料排除规则为代表的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的困境,这一问题亟待解决。因为我国偏重追求实体正义价值的法律文化传统中,不存在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设立所依赖的制度基础,我国相关司法实践中也不存在设立该规则的现实需求。所以,我们应当废除当前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官的自由心证作为证据合法性判断与排除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