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垄断法“本身违法”与“合理法则”适用范围探讨

“本身违法”与“合理法则”是美国反垄断法中的一对重要法则,两者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适用范围。“本身违法”适用于价格固定、市场划分、联合抵制、搭售安排及转售价格维持等案件,“合理法则”适用于纵向非价格限制、联营、企业合并等案件。20世纪80年代,受芝加哥学派思想的影响,“合理法则”与“本身违法”的适用范围有所模糊。由于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而“本身违法”与“合理法则”具有重要的协调反垄断法多元价值目标冲突之功能,所以,两者的适用范围仍清晰可辨。

结果论与目的论:垄断协议认定的法律原理

强生案后,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大多倾向于援引合理原则分析维持转售价格协议,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作为垄断协议的构成要件。功利论是结果导向的,堪称为"结果主义"。相反,义务论将相关行为本身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是过程导向的。从类型上看,结果论分为行动结果论和规则结果论。行为结果论又称为直接结果论,规则结果论又称为间接结果论。如果说合理推定原则属于直接结果论的评估方式,那么,本身违法原则的评估则属于于间接结果论的评估方式。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受到美国法律经济学影响,悉数采取合理原则,目的违法遂成为冗余,对于价值规约性置若罔闻,则反垄断法就会滑向纯粹的滥用模式,正确态度应该是"合其志功而观焉"。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第14、15条为中心

我国《反垄断法》第14、15条构成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体系。这种规定大致符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了国际潮流。但是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第14条授权条款不明,司法审查存有障碍,以及第15条豁免标准不全面,容易产生歧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制方式形成了反垄断双语,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操作,因此需在后续的反垄断立法中加以完善。

重估本身违法原则的制度成本——评李剑教授《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

《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以规则-标准理论为框架,多角度论证了本身违法原则的制度成本优势,进而主张“回归”本身违法原则并通过类型化使之“新生”。但该文错位地在标准与合理原则、规则与本身违法原则之间建立对应关系,而无视结构型合理原则这一更加丰富的规范类型。法律规范对企业行为具有引导功能,不当的规范会引导企业作出次优选择。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要求对于认识尚不清晰的行为采用合理原则。理论分析和美欧实践均表明,依赖行为类型化的本身违法原则“新生”之路不可行。走出分析模式争议的出路在于认清合理原则是一个由多种具体分析模式组成的系谱,加强对各种行为的经济效果研究,并在此系谱上寻找最为契合的分析模式。

转售价格维持违法推定之论证优度评判——评海南省物价局与海南裕泰科技饲料有限公司行政处罚纠纷案

海南省高院在裕泰案中确认了执法机关对RPM适用本身违法原则的合法性,并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论证。但该论证存在众多问题。首先,论证中存在否定前件式等推理错误,以及结构凌乱、关系不清等结构性问题。例如,未直接回答归纳的法律争点,以超出争点的论证来回应争点。其次,论证中使用了大量不相关的理由。例如,以执法机构对兜底项的裁量权论证立法对列举项的立法态度;以《反垄断法》多重目的论证反垄断执法的"预防"目的,进而论证RPM无需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要件;以第15条豁免规定论证《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和执法目的。再次,论证中使用了众多不可接受的前提。例如,以第3条列举垄断协议的措辞否定垄断协议包含效果要件;认为反垄断执法的预防目的和第46条的规定要求制裁不满足效果要件的行为;过度放大兜底项包含的自由裁量权;误读第15条的制度目的;混淆第50条民事责任条款涉及的不同损害类型。

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以最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为视角

源于美国司法实践的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对于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虽然都可适用，且利弊分明，但相对而言，由于合理原则能够兼顾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理性因素，更适合作为转售价格维持的反垄断规制原则。我国有必要从现有的竞争政策出发，选择合理原则作为转售价格维持反垄断规制原则，同时对“合理原则”的适用径路进行全面的设计。一方面，鉴于合理原则的不确定性，通过实施细则的形式明确合理原则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为使《反垄断法》规则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合理原则的分析径路中，建议完善豁免制度和程序制度。

美国纵向价格限制反垄断十年回顾:2007年-2016年

本文梳理了2007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Leegin案判决后美国纵向价格限制反垄断的发展,涵盖联邦与州层面立法、执法与诉讼,涉及案例包括:纽约州等诉赫曼米勒公司、加州诉Derma Quest公司、加州诉生物元素公司、纽约州诉泰普尔公司、马里兰州诉强生公司、玖熙公司以定期报告价格和销量为前提获准实施转售价格维持、麦克维恩案、Leegin案联邦与州层面的进展、好市多诉强生公司以及隐形眼镜系列诉讼案。本文分析显示,合理原则在美国联邦层面的适用并未给企业带来纵向价格限制足够的灵活度和可预测性,特别是美国各州与联邦反托拉斯制度差异不容忽视。本文指出,认为合理原则已成为国际惯例以及该原则优于中国和欧盟等司法辖区采用的"禁止+豁免"原则的观点,是基于对Leegin案最高法院判决及该判决后十年发展碎片化了解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虚幻的想象。

制度成本与规范化的反垄断法 当然违法原则的回归

在经济学理论的推动下,现代反垄断法的基本分析方式经历了从当然违法原则向合理原则转变的过程。但合理原则也使得反垄断分析变得复杂而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合理原则与法律的规范性存在明显冲突,会产生违反法治原则、削弱威慑效果的后果。因而有必要反思经济学与反垄断法进一步融合的方式。通过对四种制度成本的分析可以看到,当然违法原则在案件查处成本、行政成本上更低。虽然立法成本更高,但通过提高反垄断法的类型化程度,当然违法原则也具有规则适用上的成本优势。同时,就动态规制效果而言,当然违法下的错误成本要比传统理念所认为的更小。因此,反垄断法的规范性要求经济学和反垄断法以新的方式融合,更多地适用当然违法原则。

轴辐协议的违法性辨析

反垄断法大体维持横向协议适用本身违法、纵向协议适用合理原则的分类执法原则,但近期几个同时涉及横向竞争者与纵向经营者的案件引发了实务界法律适用的困难。为此,有学者主张应当在《反垄断法》中引入轴辐协议规则,以适应我国反垄断实践需要。但目前学界所提出的轴辐协议的定义及构成要件存在诸多不严谨之处,与已经类型化的垄断行为甚至合法行为存在严重交叉。基于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及国外的相关实践,轴辐协议虽然同时涉及横向协议与纵向协议,但从竞争效果出发应当将其视为横向协议;但与当然违法的横向垄断协议相比,轴辐协议的构成应当包含两个额外要件:一为横向竞争者之间的合谋,一为纵向经营者积极促进横向合谋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