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西王母图像探析汉魏女性性别角色特征

敦煌249窟、296窟西王母图像创作于汉魏时期。图像中的西王母在外形整饰、性别气质和角色职能三方面的表现特征反映了汉魏社会对理想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容貌端庄、位阶尊贵、气质庄重,以及对家庭和社会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对女神的性别角色的型塑反映了汉魏现实的社会心理需求,显示出古代阴阳辩证思维的智慧,并且与当时佛教和本土文化的交汇融合有着密切关联。

论西施形象变化与西施题材诗歌情感内涵

西施形象至少有三次变化,《管子》等先秦典籍中只是纯然美女,东汉《吴越春秋》中是美人计的主角,汉以后杂记与笔记小说中则为神女或隐者。西施题材诗词的情感内涵或陈述史事言红颜薄命,或言救越亡吴而贬之为妖娥祸水,或为西施翻案斥吴国君臣荒淫,或嗟叹世事沧桑红颜尘土,或神往才子佳人的一舸超然境界。

论董颖《薄媚》大曲中西施形象的创新与影响

董颖《薄媚》是今存宋代三种大曲中最长的一部咏史之作,以十首联章词完整敷演了春秋时期吴越争霸的历史,成功塑造了西施对越是爱国功臣而对吴则是亡国祸水的双重人格形象,旨在借古讽今,以此为宋代统治者提供鉴戒。《薄媚》大曲在前人所塑造西施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为宋元戏曲的创作导乎先路,对后世以西施与范蠡为题材的诸多戏曲作品,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代戏曲中西施形象的身份建构

西施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历史典籍中的抽象符号、诗歌作品中的审美对象到戏曲叙事的主体建构的三个基本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以明代梁辰鱼的《浣纱记》为参照蓝本,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了诸多关于西施的戏曲,当代戏曲叙事赋予了西施美女身份、情人身份和母亲身份的多重建构,体现了红颜祸水、红颜痴情、红颜薄命等相似母题,但也有些作品也赋予了西施质疑男性权力、争取个体自主的主体意识,总体上体现了戏曲话语对女性身份的赋权、限制和建构。

当代戏曲中西施形象的两种类型——以越剧《西施断缆》和《西施归越》为分析对象

越剧《西施断缆》和《西施归越》是当代西施戏曲的代表性文本。越剧西施形象呈现出两种基本的性别类型:《西施断缆》中的西施,经历了从反抗到顺从的转变,显示了政治伦理和性别伦理的规训力量,成为践行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英雄,是一个功能性人物;《西施归越》则虚构了一个反抗到底的行动主体性形象,并以死亡为结局,凸显了主体性人物的行动和意义,表现出对女性悲剧性历史命运的清醒认识。前一类形象符合传统的性别认同,后一类形象则表现出对传统性别意识的反思。

沈石溪笔下公狼形象特征辨析

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作为反观人性弱点的一面独特镜子,常写常新。沈石溪对狼形象的刻画是情有独钟的,在他的小说中,公狼形象猥琐化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外形鄙陋、虚情假意、急功近利、心理阴暗等几种形式表现。这是为了以"狼"为人之镜,并试图以"女人是男人的镜子",来实现培养更健全更饱满的人性理想。

“越女”考释及唐诗中的越女形象分析

"越女"一词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词汇,在唐诗中出现频繁,然而这一现象却极少被关注,文章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越女"一词进行简单地考释,并粗略分析唐诗中的越女形象。

《浣纱记》新论——凡人与英雄一体的西施形象

长期以来,西施都是作为美女或美好事物的代名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不同的人因从不同的立场来审视西施,所以对西施的形象也有了不同的认识。现对《浣纱记》中西施的形象进行分析,从一位普通女子的角度来探索其凡人魅力与英雄气质。

北宋名儒刘棠方志书写变迁考

在新旧方志的记载中,北宋名儒刘棠传的书写发生了变迁。通过考证发现,刘棠字召美,北宋福建漳州龙岩县人,元祐五年以《舜不穷其民论》考中开封府解元,所作《善政纲举而网疏》曾遭王质批驳。其事迹散见文集、地方志,龙溪、漳平先后引为先贤。刘棠未获苏轼、欧阳修垂青,曾遭吴开批驳,获得朱熹称道。

论朱熹对《诗经》、《楚辞》赋比兴的研究

《诗经》、《楚辞》中使用的修辞手法主要为赋、比、兴,且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朱熹关于赋、比、兴的定义,《诗集传》和《楚辞集注》标注赋、比、兴的具体情况以及对《诗经》和《楚辞》中赋、比、兴兼用现象的分析,对后世研究古代修辞学具有重要的价值。

《西施归越》中吴优形象论析

吴优是《西施归越》中的丑角,是贯穿全剧的灵魂人物。他表面上是滑稽的弄臣,实际上是满腹辛酸的玩物;他是戏中人,又是清醒的旁观者。吴优在滑稽可笑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善良柔软的心。他是整部戏里看得最透彻、活得最明白的人,也是清醒理智的人。吴优虽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却闪耀着善良人性的光芒,与众人的自私虚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