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中国式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与建构

李欧梵从中国式现代性的实际境况出发,将西方的现代性研究作为发现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在与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对中国式现代性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建构。首先,他将中国式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并置,管窥中国式文化现代性的面貌。其次,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式现代性想象的风貌,重点论述了晚清时期民族国家想象的形成过程,以及上海都市文化的想象、张爱玲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另外,他在后现代性理论语境下,对中国式现代性中的历史感进行了分析。

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与认同——论“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现代性理论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也导致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由革命-政治性叙事话语向现代性-文化叙事话语的转型。在这一转换中,“十七年文学”以及作为其渊源的30年代左翼文学,却被许多研究者认为不具备现代性而受到冷落和摈弃。实际上,中国的现代进程,具有独特的中国现代性的品格,在相当长时段里,是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为中心的。相应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命题,是对现代民族共同体和未来中国的独立强大的热烈想象,以及热切认同和赞颂。这一特性与世俗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反思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共同构成现代性的多重因素。

想像的风貌:论《新中国未来记》的现代性

1902年梁启超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对60年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像,想像的风貌通过小说这种在晚清刚刚由边缘走向核心文体地位的特殊叙事形式予以展现,又通过报刊这种早期现代大众传媒实现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基于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新中国未来记》未完成的民族国家的想像不但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独特表现,而且中国文学宏大的政治叙事的的起源,是文学史上永远无法再现的现代景观。

上海租界语境下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上海租界寄居生活的生命体验刺激了沈从文,使他体会到了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处处感受租界殖民话语的凌辱。这种"生命体验",对沈从文的心理乃至其乡土小说写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于北京时期通过乡土小说的写作实现完成的对自我苗族族群族属身份认同的立场得到了强化,他开始理性正视自己已经"重新发现"了的"本质身份",将苗族血统族属身份的"隐蔽历史"去蔽还原,端正并将自己苗族身份的族群本位立场推向历史前台,以关于苗族的历史记忆、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傩事信仰活动,婚恋中的民间歌谣、狩猎、龙舟、放蛊、行巫、落洞等民俗文化作为书写的中心,以苗族族群民众所具有的淳良朴素德行品性作为对"民族"文化重造的思考,塑造民族"想象共同体"集体记忆的"认知物",进而完成对"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国家的想象性建构认同。

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

城市和民族国家既是实体性的,也是观念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研究,需要超越只有一个城市和只有一个乡村的观念模式,对现代性和文化视角的阐释限度有所认识,重视发掘城市形象的多义性和流动性。城市与民族国家构成了一个"问题场域",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其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尤其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想象,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并引入城市互观的思路和跨国、跨文化的视野,由此拓展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研究的空间。

想象与力量:民族国家建构因素博弈研究——兼论我国多民族国家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民族国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更是现实的建构,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因素。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深度介入这一主题。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就是其中一位,他对民族国家治理的文化根源、宗教共同体、王朝等因素引入大量民族国家治理的例证进行自圆其说。反观我国民族国家治理的历程,这些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但套用安德森的理论不能完全对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行合理的解读。在多民族国家建构"想象"与"力量"的博弈中,我国政治一体格局长期巩固、文化多元理念一贯坚守和民族平等政策凝心聚力等经验都给其它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以有益启示。

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凝结与升华

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这24年农民小说创作成就最高、艺术感染力最强的还是那些描写革命斗争的小说。这些小说充分展示了革命的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是伟大的浪漫主义情怀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凝结与升华,具有突出"红色经典"的意义。

“有用之用”——民族国家想象与现代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潮,现实主义在上半叶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勃兴,与其所承载的"有用之用"这一现实的功利性息息相关。在动员全民族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一开始便充分发挥了文学的社会功能,成为文学参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利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人民性”与“人民国家”主体想象——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话语历史考察之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话语,"人民性"不仅是一种文学立场或观念,也是对于"人民共和国"主体的想象,并参与和支配着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制与生产。从"国民性"的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到"人民性"的国家论述,表征着20世纪中国新文学主体想象发生了深层的衍变,也表征着作为"普遍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另种可能性。

新时期文学的清官叙事与民族国家转型的现代建构

新时期以来的清官叙事范式与清官人物谱系,既承接着与中国现代文学所开创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文学”一脉相承的价值理念传统,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领域的渐进式改革推进,新时期清官叙事和清官形象的内涵与外延,也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相对应的类型生成与文学嬗变,从而使清官叙事及其人物序列成为“中国故事”的一种艺术微观镜像。以清官叙事为典型的当代政治小说叙事模式的裂变与演进,不仅丰富和开拓着“社会主义国家文学”的理念,而且在叙事演变史中完成着现代民族国家的未来想象与理想建构。

晚清文学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与都市上海

晚清的一些小说,开始以一种西方现代性的知识谱系构架为参照来建构"民族国家"。在这种建构与想象中,都市上海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为在上海,乃因其华洋杂居,租界强加给国人的不公平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意识;其次,上海提供了民族国家想象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媒体,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国家形象与西方现代文明想象的联结点,成为知识分子进行"民族国家"想象的一个具体可感、可触可摸的最好范本;第三,上海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中心,使民众有了参与国家政治的话语权,同时也为民众提供了广阔的建构与想象民族国家的基石。因此,现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在上海发端,并经由上海辐射;上海就此成为现代中国的样板,为建构与想象中国民族国家提供了可借鉴之经验。

民族国家叙事中的都市想象——近代中国的“文明”上海与“文化”北平

清末民初,"文明"意味着面向未来的运动、变化和进步;"文化"则意味着面向过去的落后、保守与封闭。1920年代以后,"文化"被赋予道德与价值层面的涵义;"文明"则蜕变为贪婪与物质享受与欲望的象征。近代上海在渐进引入西方物质文明的过程中,被自然地赋予了"文明"的城市想象;同时期的北京则因努力摆脱被视作传统与守旧形象的烙印,迈向"文明"的时代坐标而不得不隐匿在上海的阴影之下。1928年后,国民政府赋予北平以"文化"的都市想象,并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同,上海"文明"因此让位于北平"文化"。北京与上海通过将对方视作"他者"的互构,形成各自的都市想象。

近代中国的“少年论述”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近代中国"少年"与国家形象发生联系,本质上不再是一个年龄范畴,而是一个历史、政治和文化概念,隐喻一个朝气蓬勃、革新进步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兴起,源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更源于近代中国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近代有识之士通过文学翻译或创作,将"少年"与新民、新国、民族复兴等意象联系起来,参与近代中国"少年"的精神世界建构和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民族想象与国家表征:论胡风新诗的政治主题

民族想象和国家表征是胡风新诗的主要政治主题。在《野花与箭》中,胡风虽有对民族未来和国家命运的迷惘与茫然,却也在坚毅地探索和勇敢地前行;《为祖国而歌》则是诗人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自内心和灵魂的激越的战歌;《时间开始了》是诗人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成为现实后的充满欢乐和感激的颂歌。

战时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以解放区文学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实际上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想象,是关于中国形象的建构过程。在战时解放区这块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田里,文学与民族国家建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胶着状态,文学甚至作为一种重要力量被纳入民族国家建制方案之中。解放区作家通过书写新的人物和新的生活来表达新的民族国家认同,农民遂以中国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浮出历史地表,对中国形象的想象与书写呈现出明朗刚健的壮美风格。

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华人认同问题分析

本文探讨了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华人认同问题。早期白先勇笔下的美国华人大多尚未真正归化,作者的华文书写始终未曾脱离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视野,致力于描摹海外中国人在中国想象与美国想象之间的认同焦虑。而近年的创作则专注于人性层面的探讨,尤其是边缘弱势的同性恋群体得到了白先勇的深切关注。其近作表征了人性沟通尤其是爱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的主题,但这一主题并不表明作者放弃了中国情结的抒发。

从“危机”看《老残游记》中的乌托邦

《老残游记》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以讽刺地批判现实丑恶为特点,然而作者刘鹗在创作时回避了他心中的中国真正的危机——革命与被殖民,在文本内部以及现实层面两方面都呈现出言不由衷的沉默。在他清醒地面对现实的言论里,展现出他所想象的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形象,强调地域性和国际间的平等关系。但对传统的眷念和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使得清醒的认知最终屈服于乌托邦。

论沈从文乡土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想象

沈从文对民族国家的想象采取的是比较潜隐的想象和叙事方式,即以诗化之笔通过颂扬具有理想人生形式的湘西世界来隐喻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沈从文通过乡土小说将故乡——湘西世界的理想形态呈现出来,并在小说中呼唤张扬着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来救治现代文明的弊端,重新燃起民族的热情,达到民族重造的目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的边界、中心和关系——从《想象的共同体》看民族主义的困境和消解之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研究的经典之作,该书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民族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过程,民族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的人造物,是一个被想象成享有主权且边界有限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兴起给当代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通过对《想象的共同体》的研读和分析本文针对民族主义的边界与排他性的特征,尝试从王权政治的中心与包容性来探索消解民族主义困境的可能路径。

体育传播中的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基于中国女排夺冠报道的研究

本研究以中国女排夺冠报道为样本、以集体记忆理论为依托,通过调查问卷、文本分析等方法,观察体育传播中集体记忆的建构及其与民族国家想象的互动关系,窥探我国体育传播事业中的价值取向与本位问题。研究发现,大众传媒以女排报道为载体,对集体记忆进行了时空性架构,并通过民族主义话语勾连起集体记忆与民族国家想象的"共生环"。集体记忆的媒介建构中潜藏着鲜明的价值序列、权力话语逻辑与意识形态印记,折射出我国体育传播中"过度想象"与价值错位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