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职官考核制度的嬗变与困境——以京察为视角

京察是清政府对官员的监督考核制度,以四格六法为标准。从才守政年到守才政年、从四格八法到四格六法,京察制度伴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与巩固不断发展完善。无论是整顿吏治还是官吏任免,京察都曾起到一定的效果,对清朝尤其是清初的国家治理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对京察的悬殊态度致使京察在萌芽期并未实现稳定的发展,中央的摇摆也使得官员对京察的执行产生懈怠。至清王朝后期君臣疲弊,虽仍按旧例执行京察,却已成固套,滥举之风难以遏制,官员违例捐复屡见不鲜。作为一项治国安民的制度,京察发展陷入困境,此虽有官员个人失职之过,但清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再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

两晋南朝时期,弹劾文化已经形成并趋于稳定。探讨这一时期弹劾文化机理是深入理解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视角,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阐释:其一是弹劾精神文化,两晋南朝的君主和大臣都极力弘扬弹劾精神,营造浓厚的弹劾文化氛围;其二是弹劾行为文化,君主通过各种制度手段规范监察官员的弹劾行为,增强其本身及弹劾实施的庄严性和权威性;其三是弹劾激励文化,君主从地位待遇及情感两个方面激励监察官吏,认同其职任身份,以刺激其敢于弹劾,更好地发挥监察效能。文章从多维度解释、分析两晋南朝弹劾文化,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体系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试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及其时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监察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逐渐专业化,弹劾程序日益固定化,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许多弹劾先例和“故事”也成为后来实施监察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两晋南朝时期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吏队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监察官员和家族,弹劾文化日趋稳定,深刻地影响这整个官僚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对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明代言官承旨弹劾现象分析——以正统至天顺时期为中心

明代言官承旨弹劾现象主要集中于正统至天顺年间。明代弹劾例由言官行耳目之职,自主监察发起,呈禀皇帝裁决,形成一套完备的监察体系。然行至正统年间,却出现了皇帝参与监察过程前段的现象,即下旨命言官弹劾具体事宜,以求达到惩处结果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通过分析相关现象并探讨其演变,皇帝除作为决策者参与监察外,还以允肯者与发起者的角色游刃其间。此现象形成于皇权平稳运行的迫切需求,发展于皇权集中的政治需求,最终消逝于制度土壤的缺乏。可以发现明代言官制度在特定时期于皇权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宋代官员自劾现象析论

宋代官员自劾现象较为普遍,他们出于失职、灾异、反对朝廷某项政策等原因而向朝廷自劾。宋廷对其处置视具体情况而定,情节轻者予以奖赏或劝慰,严重者则是贬谪或罢黜等。宋代官员自劾还存在自劾数量多于前朝、北宋官员自劾数量多于南宋等特点。官员自劾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背后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不仅是宋代官员据理力争、约束皇权的重要方式,还是其引咎自责、自我反省精神的体现,更是其规避党争、明哲保身的重要途径。

明代福建巡抚南居益述评

明代南居益,陕西渭南人。巡抚福建,临危受命,深入抗夷前线,运筹帷幄,提出抗夷策略。选练兵卒,修造舟器,焚宝立志,智擒敌酋,收复澎湖,建立不世之奇功。履行巡抚职责,举贤劾奸,宣教化民,得到了当地士民称颂,对闽地士风民风影响久远。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弹劾制度是封建监察制度的核心内容 ,弹劾权是御史的最重要权力。其权力运行特点 :在皇帝直接领导下 ,独立行使 ,弹章直达御前 ,皇帝亲自裁决 。

中西古代监察制度之比较

监察制度是对行政权力实行监督、制约的一种政治制度,是政治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同民族国 家的监察制度有其共同点。但是,中西古代监察制度是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两大不同体系的 监察制度。因此,这两类监察制度在产生的时间和结果,行使监察权的主体和客体,所依据的理论,实施程序和惩 处方式,以及制度的性质诸方面存在各自的特点。比较中西古代监察制度,对建设我国当代的政治文明具有深刻 的借鉴意义。

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弹劾制的若干思考

弹劾制体现了代议制民主理论和权力制约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我国有必要借鉴现代西方的弹劾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尽快建立起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弹劾制。它对完善我国现有的权力监督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论庭审阶段的非法口供的排除——从直接言辞原则展开的论证

在庭审程序中,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口供的实质是翻供,即推翻侦查阶段所作的陈述并重新做出供述。从直接言辞的原则加以考察,当庭供述相对于讯问笔录享有更高的效力,因此应将当庭供述作为实质证据,用以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而将讯问笔录作为弹劾证据,对当庭供述的证明力进行争辩。

中西法官保障制度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对中西法官在任期、薪金、司法豁免、弹劾程序等保障制度方面的比较,提出了完善我国法官保障制度的相关建议:在任期方面,应适当延长专业水平较高的资深法官的退休年龄;在薪金方面,应在精简法官数量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法官待遇;在司法豁免方面,应明晰司法豁免权适用的条件和情形,建立较强意义上的法官司法豁免权制度;在弹劾(罢免)方面,从扩大法官罢免对象的范围、规定罢免法官的法定事由和罢免前的调查程序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现有的法官罢免制度。

试论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历史鉴戒

唐代监察制度的研究成果很多,然而对这一制度的特点却研究不够。总的来看,其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垂直监察的体制、将监察贯穿于日常工作中、审计与勾检制度、被纠弹官员停职待罪的规定、监察体制中相互制约、提高监察官员政治待遇。唐代监察制度的特点是在吸收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再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鉴戒意义。

弹劾证据规则的中国模式——以弹劾侦查人员证言为切入点的分析

作为一种补助证据,弹劾证据旨在争辩证据之证明力。弹劾的对象包括证人的可靠性和证言的可信性,但一般将其总称为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我国刑事证据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中基于偏见、感官或精神缺陷、具体的矛盾以及前后不一致陈述这四类弹劾理由,考虑到实体真实主义和证据能力附属化之立法和司法实务现状,我国宜将证据之证据能力纳入弹劾理由之范畴。与交叉询问相比,我国律师更善于通过提出旁证的方式来进行弹劾。法庭对于弹劾证据之审查判断主要侧重其可信性和真实性层面,而且"新法定证据主义"对法庭审查判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我国确立的弹劾证据规则对于提高律师之辩护质量和保障法庭准确认定事实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顺直临时省议会弹劾都督张锡銮案始末

1912年8月,顺直临时省议会议决,对都督张锡銮提出弹劾。弹劾的主要原因是张锡銮侵犯省议会的权限,以行政权代替立法权,独断专行。从弹劾的结果来看,袁世凯政府表面尊重议会的弹劾权,派员调查并将张锡銮调离,但是随后委派的新都督冯国璋仍为袁系之人。议会在与都督的权力争逐中,最终由于行政权力的高压以失败而告终。双方围绕弹劾案的较量,实际上是由集权向分权政制转型初期,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政治博弈。不良的政治生态环境、行政权力的高压控制是新生的议会民主政治面临的主要困境。从弹劾张锡銮案可以透视出民国初年直隶政治生态的某些特点。

论专家辅助人意见——以刑事辩护为视角的分析

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对于刑事辩护来说意义重大。从证据法的角度看来,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意见证据、弹劾证据的多重属性,因此意见的内容应围绕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规则来提出;而法庭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也应从准入资格与可靠性两方面进行,以免专家辅助人意见替代鉴定意见来主导审判。

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研究

认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是他们对所指控之罪的承认。它可发生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从程序法意义上看,认罪是一种法律行为,可引起某种特定刑事诉讼程序的发生、改变或终结;从实体法意义上看,认罪可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罚被减轻或免除。我国认罪案件办理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该机制的独立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司法实务部门对该机制的探索性实践有违法之嫌;程序设计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影响了该机制充分发挥其功能;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难以保证认罪的自愿性。对我国认罪案件办理机制的完善,应从确认机制、快速办理机制、激励机制和弹劾机制等4个方面进行体系性的思考和安排。

略论宋代御史六察制度——兼与刁忠民同志商榷

宋神宗元丰年间 ,以监察御史点检三省、枢密院文书 ,创建六察司 ,以类相分 ,纠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等机构的失职行为 ;强化对六察官自身的监督机制 ,在尚书省置御史房 ,负责弹纠御史六察官的失职行为 ,且置簿记录其弹纠之多寡当否 ,御史六察官失察要受到尚书省的弹奏。宋朝御史六察制度投入少收效大 ,对提高行政效率、整顿吏治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树模、庄蕴宽与民国初年的两次复辟运动

1914年的清室复辟案与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案,作为袁世凯统治时代两次大规模的复辟运动。均为复辟图谋,又均由肃政厅对涉案人员刘廷琛、劳乃宣、宋育仁以及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进行弹劾,但是由于复辟支持对象的不同,前者以案件关系人宋育仁遣送回籍的结果告终,而后者尽管平政院院长周树模以及都肃政史庄蕴宽分别采取了"总统世袭"以及弹劾筹安会、称病辞职等政治策略,结果却是未能阻挡袁世凯称帝的步伐。这充分暴露出民初法律运行过程中政治因素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从仁宗朝台谏弹劾看北宋的官场舆论

北宋仁宗时期台谏官员的弹劾关注的基本皆是官员的道德问题。台谏弹劾可促成官场舆论的形成,其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发现问题,提出弹劾;二是信息传播,意见互动,形成舆论。弹劾是事后监督方式,官场舆论则是促使官员增强自律性、防止官员犯错误的有效措施。北宋官场舆论的主要内容源自弹劾,以尚德为主,传播的是道德至上的为官理念,对官员的言行有较大的约束力。这样的官场舆论不仅对被劾官员个人带来直接影响,而且对整个士大夫群体乃至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