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排偶”与明清制义的文体特征

“制义”是明清科举考试中经义文体的正式名称,“八股文”则是对经义文体的俗称。明代官方正式文件从不称其科举文体为“八股文”,明代的经义文集一般不以“八股文”为书名,“八股文”一词不能准确、全面揭示明清经义文的文体性质和特点。《明史·选举志》指出“体用排偶”是明代制义主体部分的文体形态特点。“排偶”包括排比和骈偶,骈偶类包括两扇、四段、六股、八股、十股、十二股、十六股等。在排比类中存在着一种股数为奇数的排比形态,如三股文、五股文、七股文、九股文,可统称为“奇股文”。奇股文的存在应引起我们重视,明清制义文体的本质与特点需要重新认识。决定明、清制义“排偶”部分文体形态的,是题目的句型结构特点和语义结构特点。当然,作者的修辞理念和兴趣也对其“排偶”设置产生影响。明代成化之后,八股形态在“排偶”诸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这既与它契合传统文章学理念有关,也与科举考试的标准化进程是相呼应的。

“明远”意蕴之澄明与当代考试文化建设

明清科举制度中,居于贡院前场中心区域的明远楼所昭示的“明远”,与处于核心地位的至公堂所昭示的“至公”,都是值得重视的科举精神文化遗产。然而,现有研究对“明远”意蕴少有探讨,还存在释意舛误等明显缺陷。核究“明远”的来源及其发展,揭示其对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提撕及其在实施中所经历的澄明与遮蔽,对于我国考试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肇建与重修:明代高阳文庙丛考——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为中心

明代地方府、州、县学,又称为庙学,其兴废盛衰是衡量当时某地文教科举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河北省社科院所藏高阳碑刻拓片中与明代文庙有关者有12通,其中标题直接标识文庙重修者有4通。通过这些碑刻并结合其他典籍和碑刻资料可知,高阳文庙肇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说法是错误的,其至晚可追溯至宋元时期。自洪武三年易址重建后,各时期重修不辍,但分布并不均衡,主要集中于明万历年间。这与该地当时文教和科举之盛呈正相关,并相互促进。

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要素分析——以师友与科举为中心

师友和科举等外部要素是推动明朝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发展的有生力量。明代云南文学家族重视择师择友之道,不仅注重家族内部直系亲属的直接教育,还会选择学识渊博或在社会和官场中有影响力的人为师为友。师友可以增强家族势力,使文学家族在知名度上得到提升,扩大了家族文学作品的传播范围。科举制度是文学家族形成和延续家族人才链的主要方式。科举制度指引文学家族对时文的取法,影响文学家族的兴衰,文学家族通过一定文化积淀抵制科举带来的消极影响。师友与科举对明代云南各民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时空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家族人员选择名师以提升自身文学素质;地域空间内重要人物对于文学家族形成和发展具有双向作用;动态视域下的社会发展和变革对文学家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立足当下学术语境,师友与科举可谓研究明代云南文学家族发展的逻辑起点和问题视域的两个关节之处。

晚明人士撰著《论语》读本探析

文章依据《论语文献集成·明代编》,摭取明万历以后问世的八种《论语》读本,依次叙述著者生平、成书缘由,通过梳理和概述其书的内容要旨,探析晚明时期《论语》读本类著述为士子科举制义计的文本特点,以及围绕程朱理学或阳明心学解经的诠释旨趣。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论福建科举在明代的领先地位及其成因

福建进士数虽由宋代全国第一下降为明代第五,但明代福建仍为科举大省,在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其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人均庶吉士数,皆为全国第一;莆田、晋江二县进士数稳居全国冠、亚,晋江、闽县、莆田三县的人均进士数更是包揽全国冠、亚、季。此外,福建的人均进士家族数不仅居全国榜首,而且还产生了明代唯一的延续二百多年的七代进士家族。所有这些,既是明代福建拥有强大科举实力与竞争力的集中表现,又与其深厚的科举积淀、浓厚的科举氛围、显著发展的经济、发达的教育文化以及家族制度等有着直接关系。

明代书院与历史教育

明代时,历史教育在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就内容而言,主要以“五经”和通鉴类、纲目体史书为主;就方式而言,自学、引导和督查应相结合,在学习中着重强调力所能及和由主到次,依托讲会是其在形式上一大特色。由于王、湛之学在明中后期有着广泛传播,故书院的历史教育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心学烙印。从总体上看,科举与理学始终是明代书院历史教育围绕的中心。

教育、科举的发展与关陇作家群的兴起——明代中期关陇作家群形成原因探析之一

明代中期兴起的关陇作家群在当时有着全国性的影响,详细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可以看到在王恕、杨一清等人推广、影响之下,关陇地区教育与科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与当时全国教育发达各省相比也不遑多让,这成为关陇作家群在当时能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明代乡试录、武举乡试录的版本及庋藏

国内外现存明代乡试录共333种,其中孤本291种(部),浙江宁波天一阁现存272种,其中孤本233种(部)。天一阁所藏种类占存世种类的81.68%,其孤本种类占存世种类的69.97%。另外,现存明代武举乡试录11种,其中天一阁藏8种,且皆为孤本。无论收藏的种类,还是孤本数量,天一阁在国内外都处于独尊地位,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明代“贡士”小考

不少学者误解了明代“贡士”的概念。在明代,“贡士”一词是一个泛称,包含两种意义: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至清代,贡士才被规定为会试中试者的专称。

论复社与晚明科举

复社是明清之际十分重要的文人社团,其成员在崇祯时期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巨大成功,考取进士及举人者达400余人,甚至还曾囊括甲科三鼎甲。正因为在科举上的成功,复社才得以吸引众多士子加入,从而成倍扩充了自身组织的规模,同时,复社成员通过科考进入官场,也增强了朝廷中的清流力量,影响了晚明政局的走向。复社科举成功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最主要的因素在于复社把科举考试当作社事的重心,其领袖疏通科场,联系考官,善于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帮助成员中式。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明代科举宾兴考述

明代科举宾兴是清代科举宾兴的直接发展源头。在明代初年,宾兴礼第一次与乡饮酒礼分离,成为府州县一级的科举送别及庆贺典礼。明代地方科举经费预算为宾兴礼的举行提供了有力的经费支持。地方社会中,官府拨款及民间捐款设立的社会公益助考基金首次以"宾兴"命名,它们尽管在全国各地尚不普遍,但却为清代科举宾兴的普遍设立提供了最佳借鉴对象。

“抡才”何以“大典”:明代科举经费的编征与演变

科举制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地方赋役制度改革与国家财政转型,其运作内容与成本逐渐以折银的方式加以呈现,主要体现在宾兴与科场两个方面。通过对浙江“均平法”改革的考察可知,明代地方宾兴经费的变化,存在着扩张与紧缩并行的趋势,不同名目之间,编征的标准亦不统一,经费在定额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小的“浮额”。科场供应在货币化的同时,始终无法摆脱“役”的形式,并有重役转向重费的趋势。随着明末国家危机的加深,科举经费逐渐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对于科举制,在肯定其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时,也需注意其产生的社会成本。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极其复杂。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巨大,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时候,也会反作用于科举。科举对文人结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登科士子的结社促进了结社风气的形成,科举制度直接催生文社并推动文社发展,三年一次的科考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而科考的内容和方式对文人结社也有很大的影响。文人结社对科举的反作用直接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录取上,间接体现则是在八股作文的文风上。

明代乡试录取率考述

明代全国的乡试平均录取率为4.71%。从明初至明末,全国以及各地的乡试平均录取率不断下降,充分反映出士子仕进难度逐渐增大、科举上行流动日渐壅滞的长期趋势。就地域比较而言,明前期各省直间的乡试录取率差异显著。中期以后,朝廷开始制订固定统一的乡试录取率,并由两直隶推广到全国,使各政区间实际录取率差距大为缩小,从而进一步维护了科举的区域公平。该政策的推行,强化了科举"公平选士"的核心理念,为解决高招录取区域失衡问题提供了些许启示。

论清末留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留学教育高潮兴起于 190 5年的教育大变革 ,其动因主要源于国内科举考试的废止及国外政策的吸引。从留学生构成、学科选择 ,到留学管理政策、留学国别趋向的演变 ,都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特点。持续不断的“留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