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钦差大臣”中的反讽

果戈理在“钦差大臣”中没有创造一个正面人物,而是以官吏对“钦差大臣”的误认结构作品,运用自我暴露、过分自信、天真质朴等多种反讽手法,创造了一个多元戏剧文本,形成了被嘲讽者与自身、被嘲讽者与欣赏主体、欣赏主体与戏剧、戏剧与生活等不同反讽语境,将当时在整个俄罗斯泛滥成灾的违反正义、贪污盗窃和专横跋扈的广阔图景中机智巧妙地展示出来,对沙皇专制下的官僚、人性和生活等进行辛辣的讽刺、尽情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为讽刺文学提供了新的成功范例。

协调与制衡:中晚唐“一元双头”藩镇体制下的监军与藩帅——以中原藩镇为例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央出于加强皇权、控制地方的政治需要,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由监军使与节度诸使共治藩镇,从而形成"一元双头"的藩镇体制。在该体制下,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既是调和各方面关系、协助藩帅的"合作伙伴",也是平衡、制约藩帅的重要力量。监军使存在的意义,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而确保中央对藩镇的有效统治。

遣使巡行制度与汉代儒学传播

汉代中期以后,在政府的主导下,儒学通过不同的渠道传播,其中"遣使巡行"制度就对儒学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政府遣使巡行采风的主要目的在于察风俗、体民情、宣教化,甚至举贤良,意在将皇帝关怀下民之情传布四方。其政治前提就是充分了解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色,为因俗施政做准备;然后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化民成俗"施政方针,实现儒学的社会化,推进文化的"大一统"格局。

晚清钦命勘分中俄科塔边界大臣的汉文札谕及其相关问题考释

文本主要根据清代相关史料、民族语言资料和作者在新疆的两次调查资料,较全面地研究了作者发现的晚清钦命勘分中俄科塔边界大臣额尔庆额的一件汉文札谕:一是介绍和分析札谕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问题;二是对有关人名、地名、部落名称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三是对札谕的发布者额尔庆额和接受者堆三伯特的生平简历及其有关历史作了较为详细的考释。此件汉文札谕对研究《中俄科塔界约》谈判和清代边疆民族政策等,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清代钦差大臣巡视治河工程原因探析

清代黄河治理与清朝统治的稳定关系密切,历朝皇帝都十分重视,因此经常派遣钦差督察治河工程,除防止治河工程中舞弊和疏漏外,在官员业务不熟、推诿扯皮时、在皇帝需要了解实情以及处理紧急治河事务时,朝廷也会派遣钦差大臣处理河务,对于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钦差,朝廷也会严肃处理。

从共识到分歧:光绪初年四川省东乡案中的中央与地方督抚

光绪初年四川省东乡县发生抗粮案,中央和地方军功大吏一致认为要加以“剿洗”,故派大兵压境。兵民冲突导致乡民大量伤亡,东乡案遂起。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军功出身的两任川督文格和丁宝桢皆重军心,他们通过篡改奏折等方式阻止清廷为东乡战事中死去的乡民平反。然而,宣扬重民心的中央借助既有的监察系统和新兴的清流势力让东乡案最终以冤案定谳。考察东乡案中中央与军功大吏的关系,可见光绪初年清廷在中央集权上的努力以及成效。

清同治五年琉球谢册封恩使团的在华行程和活动

清同治五年(1866),清廷派翰林院编修赵新、于光甲分别任册封正副使,前往琉球册封尚泰国王。同年,新上任的尚泰王随即派遣法司王舅马朝栋率领谢册封恩使团来华致谢。新开放的琉球王家档案资料《尚家文书》中《册封谢恩御使者渡唐日记》详细记载了马朝栋使团的在华行程及主要活动。挖掘和研究新史料,让我们对琉球使臣的进京行程及特殊情况下贡道的变更,清廷有关琉使护送、沿途接待及管理规制,琉球使臣在福州、北京及贡道沿途的主要活动诸问题,有了更加丰富和深刻的认识。

论清代中央对钦差大臣的管理措施

钦差大臣的特殊政治身份和地位容易滋生腐败、渎职等犯罪行为,为了加强对这类特殊职官队伍的管理,维护皇权的权威,实现政治清明,清代中央针对钦差大臣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主要包括对钦差大臣随从人员的数量、职权、行为等作了明确规定,明令禁止钦差及其随从索贿或过度干预地方事务;对钦差大臣出行的交通工具、驿站的接待规格与服务内容等也有详细规定,简化钦差出行的排场,减少铺张浪费;钦差与地方官共同处理问题,需要联名向皇帝奏报,朝廷对钦差与地方官的署名排序问题同样有细致的要求,以规范朝廷文书,避免官员之间的矛盾;根据钦差担负任务的差异,对钦差外出的关防印信是否需要颁给、何时颁给、何人掌管、如何使用等也有严格要求;钦差巡视军营要按照皇帝巡营的仪式进行,以加强皇权对军队的影响;钦差被派往地方还有职责收集所见所闻,特别是留心地方吏治,及时发现影响朝廷统治的各种不安定因素,及时反馈给朝廷,帮助朝廷掌握官员品行、民风民俗等。这些措施是清朝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地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努力和尝试,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规范官员行为、杜绝贪污腐败的作用,对现实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光绪初年丁宝桢督川与官场斗争

光绪初年,丁宝桢入主四川后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打击了诸多既得利益者,招致川省臬司方浚颐等部分官绅的不满。对丁宝桢不满的官绅在朝中引援,以川籍京官吴镇为代表的言官极力弹劾丁宝桢,另一方面他们交结朝中掌权的南派人物,特别是入川的钦差大臣。川省官绅和朝中川籍言官以及入川的南派钦差,三方势力屡屡为难丁宝桢,为其改革带来了较大的阻力。然而,丁宝桢不畏参劾,适时反击。在好友阎敬铭的帮助下,阻挠丁宝桢改革的重要人物大多被参纠革职,这为丁宝桢督川改革营造了一个较好的官场环境。对这些官场斗争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丁宝桢的研究。

天使倪谦一生沉浮探考

明朝倪谦通过学习科举入翰林院,出使朝鲜王朝,任太子老师,出任考官,代为皇帝祭祀藩王前辈坟墓等,扶摇直上;突然下狱,为明代锦衣卫所害,充军边地,一落千丈;得皇家大赦,又恢复旧职,但不断受所谓清议攻诘;幸得帝眷,得任礼部高官,又受诽谤去官回乡;得昔年学生、掌权太监之助,得任南京礼部尚书,年高得病去世,諡文僖。通过天使倪谦文官一生沉浮,大起大落,又扶摇而上,在文学、文化、学术以及外交领域做出贡献,探讨其原因,解析其迷,从而认识明代社会的弊端,以为历史借鉴。

宋人黄裳《墬理图》碑所绘金“御寨新京”考

学界称宋朝《墬理图》碑为《地理图》碑,碑刻绘制的宋朝政区地理信息极为重要,其中涉及辽金的地理信息也弥足珍贵。《地理图》碑右上角(东北)绘出的“御寨新京”近来辽河,而黄龙府到御寨不足四百里,到新上京是五百六十五里,故“御寨”与“新京”合称有误。“御寨”是阿骨打称帝建国的地方,“新京”是天会年间(1123—1135)建都的地方。阿骨打在御寨称帝建国,“大金”国号与环绕新京的按出虎水无关。

明清时期历代帝王庙的演变与朝鲜使臣之认识

明初立历代帝王庙于南京,嘉靖再建于北京,乃是遵循崇祀开国而有德行之君的原则,并以其重臣从祀。明清更替之后,清朝逐步扩展崇祀的对象,康熙末年大肆增加,乾隆中期最终确立188位帝王为崇祀对象,79位名臣从祀,成为一个重要的宣示正统的祭祀场所。自从北京再建之后,朝鲜朝天使就开始关注历代帝王庙,尽管他们并没有自由观览的机会,但还是留下了一些记录。燕行使自康熙末年以后,就有在北京游览的自由,历代帝王庙是他们必定游览的场所,他们的记录相当细致全面。不管是朝天使还是燕行使,对于帝王的选择与神位的排列,都表现出困惑。燕行使甚至对明朝诸帝神位列入庙中,表现出伤感,因为他们的思想中,唯有朝鲜王朝才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透过他们的观览与记录,即可感受到明清中朝文化交流的某些特点;而从朝鲜使臣的视野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历代帝王庙一些新的层面。

标准与个性--乾隆万寿庆典期间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的朝鲜人形象制造

乾隆时期的万寿庆典不只是一个奢侈隆重的庆祝性活动,更是帝王树立威严、向外界显示国力强盛和盛世太平的舞台。其间,外国使臣的使行朝拜、参加宴典使其更具有制造国际性帝国形象的意义。与此相关的《万国来朝图》、《八旬万寿盛典图说》则可视为大清帝国对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塑造;同时,对外国使臣的描绘也形成了一套清帝国对异邦夷族进行认识和塑造的视觉形象系统。故此,本文尝试探讨于国事活动与私人交游中形成的两类朝鲜人形象系统,并揭示其在清朝官方、朝鲜使臣和中国文人间体现出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关联。

八旗制度与族群认同:清前期中朝关系史中的内务府高丽佐领金氏家族

金家是17世纪加入满洲阵营的朝鲜人。盛清时期,常明与金简位极人臣,淑嘉皇贵妃亦出身于此。然而,在雍乾年间,常明与金简两房子孙为了承袭世管佐领互控,藉由祖源的差异表述争取利益。另一方面,他们也对其朝鲜出身抱有认同,在燕行使来华时,或给予实际协助,却也趁机夤缘索贿。本文梳理金氏的家世与家事,探究族群认同在祖源传说、八旗体制与政治运作等因素影响下的塑造与重述,以及人们在选择认同的背后,夹杂着情感、制度与利益的复杂考量。

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刘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臣",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梁元帝《职贡图》与唐阎立本《王会图》——现存《职贡图》摹本题跋辨伪

中国职贡体系的运作过程中,由相关机构记录来访国家的土地风俗、衣服形貌、道里远近等信息,为一项传统。而宫廷画师则将某些职贡活动描绘成图,这些相类题材的绘画作品可统称为职贡图绘。职贡图绘作为一种官方强调国家主义的形式,有其独特而规范的编纂传统。现存最早的职贡图绘可追溯至梁代,梁元帝萧绎任荆州刺史时,作《职贡图》,为国祝寿。这件职贡图绘反映了梁朝的政治图景、贡道交通,以及南北关系等,是一件比肩正史的图传史料。梁《职贡图》历来摹本众多,相关记述庞杂,本文对比现存三种梁《职贡图》摹本,梳理中古至今诸摹本的相关记载,并厘清两种著名职贡图绘,梁元帝《职贡图》与唐阎立本《王会图》的关系,兼论现存摹本题跋辨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