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不仅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举措,而且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借助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税收营商环境优化主要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水平、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鼓励技术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加突出。随后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营商环境优化在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显著促进了企业经营规模扩大和产业链扩张。本文以上研究结论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税收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更是为培育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及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税收营商环境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益启示。

基于“放管服”改革珠江流域水行政“审、批分离”的探索研究

为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珠江流域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积极探索尝试“审、批分离”。结合珠江流域“审、批分离”试行情况,对比分析了现行审批模式和“审、批分离”模式,对比发现“审、批分离”能提高审批质量和审批效率并降低廉政风险。总结了目前“审、批分离”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放管服”改革的要求提出了改进措施建议,为探索推进“审、批分离”提供有益的工作探讨与借鉴。

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论视角下中国式效能政府建设现代化道路研究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是政府深度优化政务服务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寻求中国特色行政改革路径的自主探索。此项改革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战略举措,其理论价值超越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顾客导向,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新理念。改革致力于通过明确“一件事”中各方主体的关联与权责,打破传统官僚体系边界,推动职能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优化及制度化协同,旨在向公众和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集成化服务,实现跨部门、跨事项、跨区域、跨服务的统筹管理与流程再造。同时,改革强调绩效导向的结果价值,对于完善政府责任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高质量培育石油工程监督优秀成果

近几年石油工程监督工作积累了大量管理创新和提质增效的成果,迫切需要发掘和培育。运用PDCA循环质量管理方法,进行优秀成果培育规划和组织扩展,采用工程监督行业优秀成果评选、开展交流讲座研讨、优选提炼并推选管理创新优秀成果等提升成果质量,进行成果培育全过程视检和分析,实施重点环节精细管理、稳健运行质量管理机制、信息传播扩展、有效激励实现优秀成果培育管理升级。机制、方法措施可以在石油天然气各专业成果的培育管理中应用,提出优秀成果报告书写、数据统计分析、成果推广等建议。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逻辑——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非国有股东治理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基于政府行政效率视角的再审视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路径。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的创新活动成为新时代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内容。以行政审批中心设立测度高水平行政效率,深入研究非国有股东派出董事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但这仅在国有企业所在地的政府行政效率较高时才明显存在,而在行政效率较低时缺乏相应效果。进一步研究表明,非国有股东治理能够改善国有企业对科技型人才的激励形式,促使其引进具有较强研发能力的高学历人才,最终对国有企业的市场价值和生产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较高水平的行政效率是非国有股东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前提条件,党和国家在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时,更需要在行政效率等营商环境上配套优化,确保非国有股东切实发挥积极作用。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全面预算管理效率的路径研究

在新的时代发展背景下,行政事业单位需要进行工作优化改革,以保持自身发展活力。全面预算管理工作本身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在行政事业单位当中能够对资金预算的优化和资金利用效果的改善提供良好的支撑。鉴于此,文章从全面预算管理基本内容入手,根据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面预算管理落实现状分析具体工作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全面预算管理改进对策。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范围

政府数据具有行政法上的公物属性,其开放原则上不得收费,但例外情况下可以收费。当前有关政府数据开放的规范性文件对可以设定收费项目的事项范围界定不清,个别条款规定的收费事项缺乏统一性和类型化,甚至有的规范性文件直接规定适用性质并不完全相同的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规则。对此,应当兼顾政府数据利用的公平和效率价值,依据“成本效率”理论,以受益对象是否特定、是否为数据权利人、是否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产品、是否有进一步加工处理的必要性为标准,合理界定政府数据开放的收费范围。在我国将来政府数据开放的统一立法中,应明确界定政府数据开放可以设定收费项目的事项范围,具体包括加工处理费、接口调用费、授权运营费和商业性使用费等,并规定对于其他政府数据开放事项一律不得设定收费项目。

政府自动化决策责任认定的法理逻辑与限度廓清

政府自动化决策是一种由人工智能参与,部分或者完全取代行政主体参与,实现行政行为过程的自动化、无人化甚至智能化,从而产生对外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行政自动化决策在提升行政效率、坚守决策中立等方面意义凸出,但仍暴露出诸多不敷适用之处,尤其表现在责任认定标准存疑、责任主体识别困难、责任范围划分模糊以及侵权赔偿标准混乱等。基于此,当前应依据实际参与原则与契约自由理念厘清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主体,明确政府自动化决策的责任范围,健全政府自动化决策的监督评估机制,形塑以算法解释权、算法拒绝权、损害评估标准为核心的救济机制。

数字平台何以提升行政性国有资产配置效能?——基于C市现代公物仓平台的案例分析

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任何经济社会活动需遵循的基本规律,平台治理中亦不例外。以政府公物仓为案例,从供需关系角度切入探索数字平台提高政府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一方面,政府公物仓数字平台借助“开放性前台”在政府共享部分数据的条件下为不同层级、分散在不同地域的政府部门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共享网络,引入市场上的供应商实现资产供给方扩容,增加租赁业务发挥市场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实现供给方式变革,完成资产供给侧的结构性调整,提高供需的适配度;另一方面,通过“数据中台”将资产配置流程进行标准化分解和精简,通过“业务中台”将资产配置过程中的部分职能“线上化”,让资产管理部门“隐身”,在需求侧与供给侧间建立实时交互机制,实现供需双方的高效链接,降低行政成本,最终提高资产配置效能。

校企合作框架内管理创新对行政办公效率提升机制研究

在当今经济和教育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校企合作作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围绕校企合作、管理创新及行政办公效率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旨在深入探讨校企合作框架内高校行政管理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管理创新机制提升高校行政办公效率,并最终促进校企合作的深化发展。

智慧排水系统在污水提质增效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在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应该最大限度地保障饮用水安全,减小城市排水系统的压力,做好水源地保护、城市污水治理、生态水资源保护等工作。文章对污水进行分类,提出智能排水系统架构,阐述污水处理提质增效思路与措施,促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城镇排水系统提质增效实践与探讨——以贵阳市某污水处理厂为例

自2019年以来,城镇污水处理厂提质增效行动在各地开展,但因经济条件、地理条件以及治理理念及方法的差异,导致各地管网治理成效参差不齐。为了解决传统治理方法中存在的弊端,以贵阳市某污水处理厂为试点,按照定量分析排查、精准靶向治理、成效复盘分析的三步法,采用污染现状调查图、工程措施总平图、治理成效分析图的“三张图”作战方式,对排水系统的提质增效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该工作方法有效提升了该污水处理厂进厂污水浓度,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类似项目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经验借鉴。

互联网+时代下的教育类行政审批服务模式创新

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之下,互联网+元素已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当中,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教育类行政审批服务模式创新问题,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之下,教育类行政审批服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结合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策略建议,例如完善线上审批服务平台建设、开展常态化监督和业务考核工作、培养专业化的互联网+行政审批服务人才等。

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建设经验探讨

总结分析浙江省江山市新塘边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示范项目的相关经验,包括提质增效示范项目如何选择小流域选择,水土流失治理措施的布局等,并提供小流域提质增效综合效益评价方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量化提质增效的相关指标,评价其是否达到提质增效的目标,为其他地区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示范项目提供参考。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医院行政管理工作提质增效的策略探讨

本文就医院行政管理工作提质增效的策略展开探讨,分为3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总结医院行政管理工作提质增效的重要性,包括推动公立医院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推动医院向公益性转型、提升医院运营管理效率、更好地挖掘行政管理人才的潜能;第二部分总结医院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包括医院对于行政管理工作的认识不足、行政管理人才的发掘与培养不力、职能设置不够精简、行政管理效率与品质提升不足;第三部分提出一些针对上述问题的应对之策,包括提高全院上下对行政管理工作提质增效的认识、加大对行政管理人才的发掘与培养、简化医院行政管理职能、转变工作模式促进行政管理提质增效。本文认为,落实好现代医院的行政管理工作,有助于医院实现更好的发展;思考医院行政管理工作提质增效的方法,也应成为医院管理者持续思考的核心问题。

行政处罚权下移的制度完善研究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完成了第三次修订,增加行政处罚权下移制度以推动基层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落实该创举,学界实务界须先考察该制度确立前所面临的基层执法问题,进而通过政府权力配置经济标准下的公共产品分层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形成理论层面的正确认识。同时综合长期以来行政处罚权下移在政策与法制层面的制度探索与实践经验,提炼出完善该制度须遵循依法行政,权责统一、有利于事权合理配置以及探索性与执行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最终从基本原则映照出行政处罚权下移制度在赋权、执法以及监督等权力运行阶段的具体完善路径。

大数据助力行政检察探索研究

检察机关依托大数据办案已成为一种新型办案思路,这是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适应时代发展的产物,符合当下“检察大数据战略”对检察工作新形式、新任务的要求,这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必然要求。一直以来,行政检察工作多是依靠坐堂阅卷查办案件,因此普遍存在案件线索发现难、监督方式单一、部门信息壁垒等问题,传统的办案方式不能适应行政检察工作发展要求。为解决上述问题,检察机关以提质增效为目的,通过“大数据+头脑风暴”[1]配合分析研判、优化行政办案模式等举措,以非诉执行监督切入行政检察监督,在非诉执行监督上做实做深,促进行政检察业务和信息技术应用深度融合并行发展,推动形成行政检察监督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