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阵父子兵”:父子共同决策与家族企业投资效率

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深入探究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父子共同决策能够显著提升家族企业投资效率,即发挥“上阵父子兵”的治理作用,该结论在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父子共同决策主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来提升企业投资效率。进一步分析显示:当二代具有家族企业创业期的经历、二代学历较高、机构持股比例较高时,父子共同决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父子共同决策主要通过抑制过度投资而非缓解投资不足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父子共同决策带来的投资效率改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我国家族企业权力继任模式的文化影响——兼与日本家姓文化的比较

传统文化是家族企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本文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儒学入手,着重分析儒学思想体系所重视的血缘关系之“姓氏制度”和“孝悌之道”,并用之解释我国家族企业在从创始人到第一代继承人的企业权力更替过程中采用“子承父业”继承模式的普遍性。

张廷玉《明史》重要拟稿徐氏《明史》试探之一——序言作者韩方卓乃沈朝初之号说

"二十四史"之一的张廷玉等撰《明史》,在长达数十年的修撰过程中,形成了多部拟稿。这些拟稿的前后形成关系情况复杂,至今仍是史学史上有待彻底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徐乾学作为总裁而编成了很有价值的一部《明史》拟稿,但由于学术界得知此拟稿存世为近年之事,特别是其序言作者署名"韩方卓",其身世难于查出,从而导致学术界至今对这部拟稿了解甚少,甚至出现重大误解。本文利用大量资料进行考证,提出韩方卓实乃清初苏州人沈朝初之号,目的在于揭开徐乾学《明史》拟稿神秘面纱之一角。

黔东南苗族嘎闹支系的苗名命名规则与逻辑

黔东南苗族嘎闹支系的苗名蕴含着对自然周期性演变下农事活动的变换、自然信仰崇拜以及社会理想的深刻洞见。命名作为生命自身的符号,其形成类型与成因要关注到其深层的社会文化上。嘎闹支系广泛且重复地使用与农事劳作、自然崇拜、社会理想相关的词语作为苗名是基于其传统社会文化的自我记忆的方式。

王献之、王羲之子不避父名渊源考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名中都有“之”字,有悖中国传统的避讳文化,这一现象当源于汉藏语系的父子连名制。父子连名制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还有反映,20世纪40年代大西南的藏缅语族中仍有这种习俗。晋室南渡时位于江南的亦属汉藏语系的部族应当也有这一习俗,晋室大族就受到了他们的这种影响。

曹组曹勋父子词合论

宋代曹组、曹勋为父子词人。曹组词为俗而能雅,曹勋词则为大雅避俗。究其原因,在曹氏家庭教育环境中,曹组作为传统士人,虽仕途遭阻,心态复杂,但正统观念始终存在。曹勋的词风一方面是对父亲的反动,另一方面却又来自父亲的教育。从作词基本功与审美追求两方面来看,曹氏父子的联系在两宋众多父子词人中具有普遍意义。

名副其实《押沙龙，押沙龙!》

文章通过对《押沙龙，押沙龙!》与《撒母耳记》的对照比较，分别从《圣经》原型，不一而足；父子关系，似“是”而“非”；兄弟相残，原因各异三个方面论证了小说与《圣经》故事的关联及对后者的超越，进而探讨和阐述了福克纳舍弃看似“名副其实”的《黑屋子》而更名为看似“名不副实”的《押沙龙，押沙龙!》的意图和目的。

从《南征日记》看雍乾之际“新疆六厅”的社会现状

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其"苗患甚于土司"这一错误判断为前提的《改土归流疏》为雍正皇帝批准后,即以铁血政策"开辟"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黔东南"苗疆",设置"新疆六厅"。六厅苗民在官兵的无尽勒索、欺凌下,以"苗王出世"相号召,掀起雍乾时期苗民大起义。朝廷急调相邻4省官军入黔合力镇压。援黔湘军统领李椅手写之《南征日记》,纪录了此时段内所作、所见、所闻,留下其时"苗疆六厅"苗族社会诸多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试论《哈尼阿培聪坡坡》所载各迁徙阶段的历史分期

《哈尼阿培聪坡坡》是哈尼族最重要的迁徙史诗,长期以来一直为研究哈尼族的学者所重视,但是诗中所载各迁徙阶段的历史分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文章尝试运用新的证据为该史诗断代。据国内史学界研究,哈尼人最迟已于唐朝年间到达红河地区,这一研究成果成为笔者为该史诗断代的基点。通过史诗所述谷哈密查时期哈尼人学会"烧石化水"、"造犁铸剑"这一重要信息,结合昆明地区最早出现炼铁技术的史学研究成果,笔者初步判断哈尼人在谷哈密查的生活年代当为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之后运用了三尖叉、轺车、父子连名制、南中大姓及哈尼在那妥、石七生活期间的社会氛围等相关资料为断代结果做进一步的论证,以确保断代的科学性。

避讳怪象——“父子不嫌同名”新解

纵观古代历史,自周代起,避讳之风贯穿了我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避讳的制度更严于前朝,然而此时却出现了"父子不嫌同名"的矛盾现象。陈寅恪和万绳楠先生皆认为此现象的产生为信道所致。本文通过先假设、再论证的方式,说明信道与"父子不嫌同名"没有必然关联,进而指出其现象存在的可能原因,并以此说明在历史研究中注意避讳学知识的重要性。

对魏晋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怪现象之思考

自周代以来,避讳成为我国漫长封建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在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的魏晋南北朝,这种制度非但没有被淡忘反而更加严格;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父子不嫌同名"的奇怪现象。陈寅恪和万绳楠先生都认为此现象的产生为信道所致。本文通过先假设、再论证的方式,说明信道与"父子不嫌同名"没有必然关联,进而指出其现象存在的可能原因,并以此说明在历史研究中注意避讳学知识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