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袁复礼与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因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首次发现而得名。仰韶村遗址从此被载入史册,中国现代考古学由其开端。袁复礼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是中国地貌学及第四纪地质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袁复礼参与和见证了仰韶村和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第一次发掘。仰韶文化的发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就,是地质学科在考古学上应用的典范。仰韶文化的多学科研究,为考古学与地质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范例,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更好地认识考古、地质、地理、环境等方面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对于研究中华文明史意义重大。仰韶文化影响深远,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显而易见,而且也深刻影响当下和未来。本文从分析袁复礼对“仰韶文化”考古发掘过程和研究的相关资料入手,总结其科学家精神,指引师生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探讨地质学与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相互促进和融合中获得几点重要启示,进一步挖掘仰韶文化的时代价值,在新时期为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学科发展奋力而为。

袁玉冰生平史实考辨三题

袁玉冰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重要创始人和江西革命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与赵醒侬、方志敏并称为“江西三杰”,但关于袁玉冰的籍贯和出生年月、入党时间地点、留苏学习生活等基本情况,学界目前仍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利用共产国际档案、袁玉冰日记和早期手稿等新史料,经过考证分析可以断定:袁玉冰的籍贯是江西省泰和县;1899年农历正月十八(阳历2月27日)出生;1924年1月在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赴苏留学,次年8月初因国内五卅运动后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前结束留学生活。

宋金元时期煮散方剂服药方法的研究

通过整理宋金元时期的代表方书,对宋金元时期方剂的服药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日服次数大多未作明确说明,在纳入研究的共5万余首方剂中,明确写明日服次数的仅4 126次,其中主要为日三服(63.2%),其次为日二服,若病情危重时或需要药力持续时,也有日四至六服,对于药性峻烈且含有毒性药物的方剂,也有日一服的服用方法。同时,研究发现该时期方剂的服用时间多为食前服(46.9%),多用于病位在下的疾病,而心系及眼科疾病等因其病位在上,则多采用食后服,一些具有周期性和规律性的疾病可于发病前服药。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为现代临床使用宋金元方剂治疗提供借鉴。

芝屿樵客《儿科醒》儿科疾病诊治思想探骊

《儿科醒》为清代医者芝屿樵客所著的一部中医儿科专著,其内容丰富,言语精炼,书中针对儿科诊治之法进行了详细论述,包含芝屿樵客强调“四诊合参,辨证精当”“用药审慎,保护元气”“顾护脾胃,注重调护”“力纠时弊,师古不泥古”等临证经验,并对古今诸多医界弊习进行批判,集中体现了芝屿樵客强调四诊合参,明诊断、慎用药、保元气、顾脾胃、重调护等学术思想及其针砭时弊、悲天悯人的高尚医德,对临床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郭守敬“实学”文化窥略

蒙元统治者重视天文、水利、医药等实学,轻视儒学,中断科举八十年之久。元代知识分子“顺应天时”,专注于“实学”。北方地区以刘秉忠为首的“邢州术数家群”因“实学”成就非凡而备受器重,郭守敬可谓“实学”集大成者。在酌古宜今的利国利民思维、水利综合治理、亲身实践、重器物及轻说教等方面,郭守敬都有“实学”文化体现。随着元代中后期继续开科取士及明清科举盛行,实学日趋式微,郭守敬不被推崇。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背景下,社会上大力推崇科学技术,“实学”文化大行其道,郭守敬再次声名鹊起。长时段考察郭守敬“实学”的文化影响力,有助于认知中国近世的文化变迁。

马原小说创作中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涉渡

马原的先锋叙事实验展现了小说真实与虚构并存的本质,以小说的叙事实验揭示了文学创作在文本内容之外兼有的形式意义,与其他先锋作家共同引导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转型,使新的美学范式与审美价值开始崛起。马原作品错综复杂的叙事时间、嵌套并置的叙事结构和不确定性的意义建构的文学创作手法,反映了马原小说的创作艺术方向及其文艺理念。

唐蕃盐州之战探析

吐蕃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大举进攻唐朝的盐州城,是唐朝和吐蕃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该事件的爆发既同唐朝和吐蕃实力此消彼长、各自内外环境变化、双方争夺“唐先王旧封”之地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又受灵盐地区的地缘政治、军事地理格局、民族地理分布等具体因素的驱动。吐蕃大军由长乐州(今宁夏大罗山周边区域)大营北行,攻克唐灵州温池县城(今宁夏盐池县冯记沟乡老盐池村),再向东北行经今铁柱泉、哈巴湖一带,直抵盐州城(今陕西省定边县红柳沟镇沙场子古城)。唐朝军队和吐蕃大军在盐州城鏖战二十七日,史敬奉由灵州出兵,沿灵盐台地长途隐秘行军,袭击吐蕃军后翼,扭转战局。战后,唐朝通过完善盐州城防体系、改善驻军装备、增筑六座军防城等举措加强盐夏防务,改变区域军事地理格局,遏阻吐蕃东进。

敦煌文献《欢喜国王缘》写本研究

《欢喜国王缘》是包含佛教思想的唐代因缘类作品,传播范围广,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着较深的影响。敦煌文献留有的三个《欢喜国王缘》抄本分别为上图016、上图028V和P.3375V,同抄内容还有《廿二问》《书仪一卷》《须阇提太子因缘》《鹿母夫人缘》。结合三个写本的抄写内容以及物理形态,可知《欢喜国王缘》应创作于8世纪下半叶,其中上图028+P.3375的缀和本当抄于955年,可能为寺庙学郎的作业,用于学习书仪规范以及佛教知识。

大元气象:元代文化精神的基本概括

元代文化精神,突出体现为"大",可以概括为"大元气象"。元代文学以各种方式张扬大元国土、国力之大,气象、气势、气魄之大。因"大"而有包容,而和谐。元代疆域广阔,民族众多,宗教多样,各种矛盾与冲突客观存在,但和谐是主导。又因"大"而宽松,有利于思想文化及文学的自由发展。当然,"大"也难免疏略,治法粗疏,导致社会混乱。元代文学的"厌乱思治"主题与此有关。总之,这一时代精神对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不管是文学的内容还是风格,都与之密切相关。把握这一时代精神,才能认识元代文学的特点。

一幅样式雷圆明园全图的年代推断

国家图书馆所存一幅样式雷"圆明园本部河道全图",图纸为墨线色绘,并留有经纬格网,但未见图名及相关说明。通过关照相关文献、图档和清代典章制度等多方面依据,采取逐年比对的方法,初步推断其绘制年代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嘉庆八年(1803年)之间,在同类图档中极为罕见。这幅全图将全面呈现乾隆末年圆明园的格局,为廓清圆明园变迁提供重要依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样式雷家族生平业绩补充关键佐证,同时文中也尝试探讨经纬网格即"平格"的作用和价值。

不同煎煮方法对我院胃肠复原汤临床疗效的影响

目的：比较我院不同方法煎煮的胃肠复原汤对妇科腹部手术术后胃肠功能恢复的时间差异。方法：选取我院2011~2012年妇科腹部手术患者12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60例,治疗组与对照组分别在术后8 h服用不同方法煎煮的胃肠复原汤,治疗组采用＂煎药机多剂煎煮法＂,对照组采用＂传统单剂煎煮法＂,观察两组患者肛门首次排气时间。结果：治疗组排气时间为16 h,对照组排气时间为13 h,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呈偏态分布,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进行描述,非参数检验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不同方法煎煮对胃肠复原汤临床疗效存在一定的影响,＂煎药机多剂煎煮法＂较＂传统单剂煎煮法＂推迟3 h,因此,在采用＂煎药机多剂煎煮法＂的同时,应当改进煎药机的功能,完善煎药程序,更好的提升该法煎煮汤剂的疗效。

新疆考古出土《元管军百户史整申逃军状》疏考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于新疆若羌县的《元管军百户史整申逃军状》是研究元代军屯制度的极有价值的重要文献。文章就古代文件学的意义从文种源流、写作特色、专门用语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疏考。

元代“枢府”款枢府釉瓷烧造年代及有关问题

"枢府"款枢府釉瓷作为元代官方公用瓷,其烧造对于元代景德镇窑而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拟根据新近刊布资料,援引相关文献,对元代景德镇窑"枢府"款枢府釉瓷的烧造年代、烧造机构等问题予以进一步论述。

中国传统园林“时空设计法”空间构图原理探讨

从中西方的园林设计方法差异入手,根据对现存中国传统园林空间构图的分析、归纳,提出了实现中国"时空设计"目标的5个空间构图(空间意匠)要素,即复合形、中心水面、占角建筑、一池三山、复合路径。为传承中国园林"时空设计"的精髓,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简单易行的构图设计原理。最后,总结了中西方园林不同设计方法背后隐含的不同的时空审美观、人生观、世界观,深刻解读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于园林形式的影响。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职业教育

在清末民初风雨飘摇的时局中,袁世凯凭借其较高的身份地位,在废科举、办学堂、发展职业教育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做法符合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和潮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

对西南边疆早期土司设置理路进行了梳理。认为早期土司多以"土官"面目出现,其产生于内地;蒙古汗国主要借助土官展开战争善后工作,并以土官区作为兵源、军需物质的补给地;元朝早期,土官辅政辅军的特色鲜明,不断调整土官布局和重新整合土官力量,均是为了强化这种特色;元朝中晚期,西南边疆成为中央政府治理的真空地带,政府滥委土官辅政辅军,结果导致地方兼并势力的勃兴,并带来边疆治理的灾难。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中国传统园林“时空合一”空间构图机制

文章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中西方的园林空间意象差异入手,根据对现存中国传统园林空间构图的分析、归纳,提出了实现中国"时空设计"目标的五个空间构图要点,即复合型边界、中心水面、占角建筑、一池三岛、循环复合路径,为传承中国园林"时空设计"的精髓,提供了可以操作的、简单易行的构图设计原理。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西方园林不同设计方法背后隐含的不同的时空审美观、人生观、世界观,深刻解读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于园林形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