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性强制与伦理禁忌:“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据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设“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引发了部分刑法学者对本条立法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质疑。但此处修改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立法者并非对性同意年龄做简单调整,也不是对未成年人性自由的无理限制,而是有其他更重要的入罪理由。在行为的构造层面,入罪的基本理由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着多重不对等权力关系所滋生的隐性强制,若行为人利用了该隐性强制,则已经达到了性侵行为对违背妇女意志的基本要求,这是本罪入刑的核心理由。在违法性层面,二者间的性行为因过于接近“乱伦禁忌”与“恋童禁忌”而违背伦理规范,弱化了该行为的社会相当性,这是本罪入刑的补充性理由。此处修改是刑法积极实现“对未成年人等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以及“保障人权”这一宪法精神的合理方式。

不伦之恋:《无名的裘德》的叙事母题探析

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并非是一般性的爱情婚姻题材小说,而是一部书写乱伦母题的叙事作品,叙述了一个乱伦性质的爱情故事及其悲剧性结局,赓续和演绎的是西方传统的“罪恶与救赎”的叙事模式。小说通过建构反伦理学和反社会学的人物与情节关系,探讨“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一种隐秘的无意识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形象化地展示出了“文明的法律”与“自然的法律”的尖锐冲突以及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实现了对人类爱情与婚姻问题的某种独特思考和超越性反省。文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指出乱伦是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叙事母题和写作传统,对小说中乱伦性质的婚爱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物命运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把捉和阐释,对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也予以了某种分析。

论黎族文身的伦理隐喻

黎族文身有着深刻的伦理原因,是古代黎族母系氏族为抑止血缘婚所刻下的氏族标志,是乱伦禁忌在黎族氏族社会留下的印记。它深藏的伦理考虑和设计已被模糊在宗教、审美乃至现实解说的时间烟尘中,它原本所表达的氏族含义远不似人们认定的那样表面、浅泛。其意义和价值在于:在数千年没有同一语言、没有文字的环境中,统一了黎族的伦理秩序,保证了这个民族的生息延续。

由病与恶所成就的乱伦诗学——保尔·策兰诗文《癫痫-巨恶》之诠释

保尔·策兰的"你"与"我"的结构性诗学生成了其主导主题与母题,由于"抒情之我"(das lyrische Ich)与"死亡之母"(die tote Mutter)之间难以启齿的乱伦恋情,致使诗学哑言或缄默。然而,由于政治正确-意识形态致使策兰诗学没有从这一关键维度得以研究,这一伦理主题却成为策兰研究中的顾忌和禁忌。《癫痫-巨恶》一诗则在病与恶的愤怒情绪中,以前所未有的病态与变态方式表述可以念想而不可实施的乱伦恋情。

第六代导演作品的审美高度与哲理思辨——以王超的《日日夜夜》为例

穷人暴富的低端故事不是《日日夜夜》的重点,编导只是借助了当下社会的热点现象和人们渴望的财富问题,关注讨论了一个哲学领域的问题:有了钱以后会怎样?财富真的能改变人的道德观念和命运吗?作为人类命运的个案展示,影片的叙事不仅体现出汉民族文化的沉重底蕴,而且在伦理层面对禁忌(乱伦)和情欲的拷问与表述,也具备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价值。而所有这些,都是在有意强调的自然背景、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中展开体现的。

乱伦禁忌·性压抑·情的迷失——曹禺《雷雨》与欧阳子《秋叶》的对比阅读

《雷雨》和《秋叶》的人物关系具有很强的同构性，人物的情感和心理也有着明显的趋同性。《秋叶》仿佛是《雷雨》的前戏，而《雷雨》则是《秋叶》人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使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互文性。曹禺和欧阳子通过对“乱伦之爱”这一题材的深入开掘，都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展示了人物复杂的情感和心理世界。而对人物的性心理和潜意识，以及人物命运的不同处理，也正反映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和方法。

外婚制的起源

本文的旨趣,既在以新的工具和视角探讨外婚制的起源,更在检点前辈探讨这一问题时方法论上的谬误。本文的两个主要观点:在制度层面上兼选群居与一夫一妻制在地球上的全部动物中只有人类;性倾向与维护内部秩序是外婚制起源的缺一不可的两个支点。

从“身体再现系统”到“人观”——以花腰傣案例看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

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关于乱伦禁忌和社会血亲迄今最新的研究结论是:身体再现系统决定社会血亲,社会血亲决定乱伦禁忌。身体再现系统是亲属制度的逻辑源头。通过对近年在花腰傣中发现的龙凤胎婚姻案例的调查研究表明:"人的再生产"才是乱伦禁忌的源头,"人观"乃是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男权文化阐释——兼及对女权主义的启示

从意识形态(阳具崇拜)到思维逻辑(从生殖力的父性归属推导出性别权力的男性归属),再到男权制的两大保障机制("乱伦禁忌"与"族外通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以说内置了一整套完整的男权文化系统。男权立场的预设使得古老的男权文化在生理解剖学—临床心理学的科学外衣下获得了现代意义上的复活,同时又由其必然导致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不可避免地使得弗洛伊德学说成为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的矛头所指。但论证思路的错误并不能诋毁科学研究本身的认识价值,弗洛伊德的许多富于创建性、革命性的临床发现对于女权主义自身的理论反思乃至于今后的理论发展走向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辩证的科学态度将有助于对弗洛伊德学说的重新审视与重新发现。

民族学视角下的孪生子间的关系

在许多民族的观念中,孪生子具有同一个灵魂。孪生兄弟之间往往相互争斗;异性孪生子间则存在乱伦的倾向,而这与两性人有着密切的联系。

试论先秦乱伦禁忌的两种形式

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乱伦禁忌在先秦时期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即"同姓不婚"与"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同姓不婚"要求人们在缔结婚姻关系时首先考虑"取妻避其同姓",而"族内异姓婚姻禁忌"则旨在排除家庭内部男性与其庶母、兄弟之妻、子妇等女性成员发生婚姻或两性关系的可能。这两种乱伦禁忌的区别仅仅在于形式方面,在功能方面它们都具有防止家庭分裂、维护家庭稳定的重要作用。

伦常视觉:《所罗门之歌》的痛楚禁忌

男权社会的亲缘关系拟制了一系列的社会禁忌,这一切是以假定的异性恋为前提,其结果是对女性进行了目标式的规训,乱伦无疑是严重违背伦常的禁忌。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乱伦分侵害的乱伦和非侵害乱伦,非侵害性的乱伦只是一种乱伦想象,女性一旦被烙上了乱伦的标记之后,将蜷缩在舆论的狭小空间里,遭受着难以言说的痛楚。论文分析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中黑人社会的乱伦带给黑人妇女的痛苦,展示了作品对少数人群需要包容和宽待的呼吁。

家谱文化乱伦禁忌的心理人类学意义与当代复兴问题解析

中国文化中的家族标志和核心内容,便是以姓氏为线索,按辈分取名字,将各辈分的后代区别开来,其次才是祖先传记、家族荣耀、家训家传等等。家谱的人类学意义就是防止乱伦,其心理学意义在于强化家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当今,家族成员广泛流动,家族家谱文化式微,姓名次序逐渐混乱,很多家族因为缺乏公认的族长,导致乱伦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当代社会子女随母姓逐渐增多,尤其是生物基因库造成的生命伦理学后果,人类的乱伦禁忌受到挑战,生命伦理学成为热点课题。因此,新时代提升文化自信,复兴家谱文化,需要辩证理解家谱的文化学和心理学意义,辩证制定处理民间家谱修订活动的政策原则。

论俄罗斯民间创作中的血亲婚配原型（英雄神话）

之前对俄罗斯神话中血亲婚配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俄狄浦斯神话的题材以及对其整体性所做的心理分析方面；但本文认为，应该更合理地研究古代远亲通婚对传统婚配关系的破坏作用：血亲婚配婚姻解体的神话有利于族外婚的发展，具有社会起源神话的鲜明特点；英雄神话和神话在创作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对民间创作素材的研究，从而探讨民间创作中血亲婚配原型与英雄神话和神话的关系。

乱伦·禁忌·理性——《伏羲伏羲》的文学伦理学解读

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表面上是一个让人习以为常的通奸故事,实际上更是揭示了一场关于乱伦的伦理惨剧.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来看,杨天青与王菊豆由于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泛滥,婶侄乱伦,触犯了伦理禁忌,必将遭到特定社会时代伦理秩序的惩罚.杨天青的悲剧说明,只有用理性意志控制住了自然意志和自由意志,人类才能脱离兽性,走向更高远的理想境界.

结构生成:广西大瑶山花篮瑶亲属制度演变的实践理性

在结构分析及批判拉德克利夫-布朗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列维-斯特劳斯依据亲属制度研究的三原则(血亲、姻亲和继嗣),指出亲属制度及亲属称谓存在于乱伦禁忌的交换规则之中,由此人类群体得以延续下来。本文对广西金秀大瑶山花篮瑶亲属制度进行了再调查,据此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在涉及亲属制度这一社会基本结构何以演变上缺乏解释力,甚至否定了结构内外的人类实践。姻亲关系既是维系家庭再生产的基本亲属关系,又是导致亲属制度变迁的原因所在。亲属关系并非像结构主义分析的那样一成不变,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实践理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亲属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禁忌、放纵与毁灭——福克纳小说中的“乱伦”母题及其意义

乱伦是福克纳"约克纳帕塌法世系"小说最重要的母题之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母题,试图说明美国南方贵族家庭的乱伦是美国南方走向没落的根源之一。

论人类学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

为了将简单社会的乱伦禁忌在婚姻进化序列中置于一夫一妻制的前阶段,人类学从文化的角度开始了它对乱伦禁忌研究的首次尝试,其标志就是发明了"外婚制度"这个概念。文化解释进路对禁止近亲交配不感兴趣。关于乱伦禁忌的文化解释主要有四种理论,但都不能成立。20世纪中期,人类学放弃了文化解释,根本原因在于文化解释进路犯了逻辑错误。人类学转而依赖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法的多重性与乱伦禁忌的起源

乱伦禁忌是人类一切制度、道德和法律的起点,人类学在其过去全部学术史上都一直希望对乱伦禁忌的起源问题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既有的研究可以分成两类,麦克伦南、泰勒和列维-施特劳斯认为交换的需求是促成伦乱禁忌的关键动力,而涂尔干、弗洛伊德和基拉尔则认为家内对原生女性的排斥才是问题的根本。本文在对过往关键文献的梳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部落公法和家庭私法的对张关系使得一部落内的全部原生女性都要进入普遍交换,由此使得部落在掌握婚姻法则的基础上取得对部落人口的所有权。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反思了以罗马法的保有权与交换权的对反关系为基础的亲属制度研究,指出婚姻是基于公法制度的,而继嗣是基于私法制度的,两者的对反关系既是乱伦禁忌的来源,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