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戒毒协议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社区戒毒制度建立在行政处理轻缓化和社会化理念的基础上,从戒毒者“病人”的角色出发,通过行政机关与社区戒毒者签订社区戒毒协议,并在社会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实现对戒毒者的矫正和教育。社区戒毒协议是社区戒毒制度执行的重要载体。然而社区戒毒协议在实践中却因行政权的泛化,致使社区戒毒制度逐步沦为机构化处遇的前置或替代手段。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社区戒毒协议自身存在不足,另一方面是缺乏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因此,应完善社区戒毒协议的具体内容,明确社区戒毒协议的法律属性,建立起以社区戒毒协议为“桥梁”的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促进社会化处遇的社区戒毒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侦查本位视角下检察侦查权研究

全国检察长会议强调加强检察侦查工作,但现行理论对检察侦查多是从检察本位论的角度展开探讨,忽视了侦查权的性质、侦查程序自身的价值及侦查权配置原理对检察侦查权的决定作用。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面临着案多人少、侦查能力、技术装备不足等困境。应从侦查措施执行权、侦查决定权、组建侦查权相对独立的专职部门等层面完善司法警察独立侦查权,呼应侦诉适当分离的需求,助力检察侦查工作高质量发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

在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构建和完善过程中,虽然已经关注到行政权的作用并对其作了初步规范,但从现行规定来看,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错位现象依旧明显:一方面,在以维护环境公益为目的的制度预设和司法能动理论的共同影响下,司法权存在僭越行政权之嫌疑;另一方面,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环境行政执法前置程序缺失,法院立案后告知制度不合理,行政权在审判阶段和执行阶段的作用也未得到有效彰显。因此,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的优势互补,既要严格遵守司法权的谦抑性和被动性,又要尊重行政权的优先性和专业性,注重发挥“行政权协助司法权”之功能。

生态环境修复执行司法权与行政权协同研究——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为中心

生态环境修复是针对环境污染破坏而提供的司法救济,其目的是责令生态环境破坏者采取综合整治措施,以修复受到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功效与生态价值。实践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执行效果不佳是司法部门亟须解决的难题。探求我国生态环境修复执行行政权与司法权协同机制,应从分析生态环境修复执行的特殊性入手,进而对行政权协同司法权参与到生态环境修复执行中进行法理分析,通过法律解释完善现有的执行制度。

一体与独立:现代检察权运行的双重机制

检察权兼具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双重属性。检察权独立行使,是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功能的关键。我国检察机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加强检察权行使的独立性保障。

论证券民事诉讼中的行政程序前置制度

2003年初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将行政为主的程序设置为人民法院审理的强制性前置制度。然而从理论以及现实两个角度来分析,该行政程序前置制度不尽合理,且这一具体制度无论是法理推演,还是现实操作方面都还缺乏应有的合理性。

司法权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宪政角度阐述了司法权的基本特征。认为司法权具有独立性 ,表现为司法权形态的独立性和司法权运行过程的独立性 ;消极性 ,表现为司法权的被动性、司法裁判范围的有限性和庭审的消极性 ;终极性 ,表现为司法裁决效力的至上性、终局性 ;交涉性 。

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为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司法责任制中实行一套贯穿审判程序的保障机制,指导各级法院进行改革试点工作。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五五改革纲要》,总结试点经验并确立未来五年审判权保障机制的完善路径。在审前阶段,建立预防性保障机制,构建“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分案制度,为法官审判独立提供预防性保护措施。在审理阶段,建立过程保障机制,以“类案检索机制”取代“案件请示审批制度”,并对领导干部插手司法活动作出禁止性规定。在审结阶段,建立裁判保障机制,通过完善法官责任监督体系,平衡法官审判的权利与责任,构建全方位的法官管理制度。

审执分离运行机制论

相较行政权或司法权的性质视角,执行功能视角更能准确定位执行权。执行权的功能由执行程序启动、执行查控、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执行救济裁判五部分组成。执行程序启动权、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执行救济裁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能够'外分'的只有执行查控权和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权。执行难和执行乱的症结对应在执行查控权、执行标的变价交付权上,可分别通过建立信息化的执行查控系统、法院自主网络司法拍卖加以解决。该两项权能配置缺陷弥补后,审执分离的配置重心将转移到执行程序启动权、查控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执行救济裁判权的建设上,完善执行标的实体权益判断权为审执分离方案的远期建设核心。

侦查权的法理分析

侦查是从保全证据和查获犯罪嫌疑人两个方面为起诉作准备的一个重要的诉讼阶段。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性权力 ,只能由警察机关来行使 ,具有强制性、效率性、法治性和秘密性。侦查权独立于公诉权 ,但是受公诉权领导 ,对立于辩护权 ,并接受司法权的制约。在侦查程序中应当处理好各种权力的关系 。

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之反思

纷繁杂芜的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实践类型化为横向静态分权、横向动态分权、集中裁决型纵向分权、集中实施型纵向分权、双重集中型纵向分权等五种模式。除了解决"执行难"问题外,当前各地法院推动执行机构改革的动机主要是预防司法腐败、提高执行机构办事效率、实现多元政治利益诉求。为防止试点法院为追逐自身利益而损害当事人及案外人合法权益,民事执行机构改革应当坚持程序利用者中心主义。民事执行权主要包括执行裁决权、执行命令权、实施事务权三种权能,其中前两种权能应当保留由执行法官行使,而无涉实质判断的简单实施事务的权能可以交给由执行员及其辅助人员行使。鉴于实施事务权与执行命令权、执行裁决权、涉执行审判权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且执行事务局内置于法院系统更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和减轻当事人执行负担,在全国法院系统内设置跨行政区划的、上下级法院之间垂直领导的执行事务局系统的改革思路更为可行。

独立董事兼职、高管权力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以2008-2014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独立董事在多家上市公司兼职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兼职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表明在现行的兼职数量制度规定下,独立董事适量兼职有助于发挥监督和咨询功能,提升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支持"声誉假说"。进一步研究表明,独立董事兼职功能受到高管权力的制约,高管权力越大,独立董事兼职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就越弱。本研究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因素和独立董事功能研究的文献,为优化独立董事制度、规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司法独立的另一种诠释:权、责、信的统一

作为一种独立的制度有机体 ,司法必然包含着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内在品质和取得社会认同与支持的价值亲和性。从对司法独立的制度及中国背景的实在考察中 ,检视出中国司法之独立的根本障碍在于各级决策层对司法权的独立缺乏信任和中国司法责任机制的缺乏。因而 ,作者主张以责任先行来引导中国司法的全面独立。

司法独立的由来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原则,最早产生于近代西欧国家,后来得到了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法律确认。清朝末年,这一原则开始传入中国。我国现行宪法也确认了这一重要原则。不过,我国的司法独立原则与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有很大的不同。笔者认为,为更好地贯彻我国的司法独立原则,今后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理顺党的领导和司法独立的关系;正确处理人大对个案的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实行司法机关的垂直领导体制;实行人事和财政的独立管理;借鉴国外确保司法独立的有益经验;提高司法机关自身独立行使职权的能力。

社会影响视角下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与管理层权力理论不同,社会影响机制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对高管薪酬会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心理视角出发,首先提出了导致高管超额薪酬的两种不同观点:权力影响观和心理影响观。其次对社会影响机制的核心内容加以阐述,之后依据行为主体差异从董事单边行动、董事与高管之间的双边行动、高管的单边行动三个方面对社会影响机制在公司治理框架的影响进行文献梳理,其后在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对社会影响机制的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研究展望。

强制执行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定位:一个跨部门法的视角

以往关于强制执行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定位问题的研究存在严重的部门法化倾向,此种视野局限导致无法追本溯源地对作为一种权力类型的强制执行权作出准确定位。从跨部门法的视角出发,强制执行权的定位需抽象至整体的国家强制执行权并回溯至分权理论中去。在现代国家,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概念,分别在权力形态和权力体系两个层面使用,分权理论是在权力体系层面的分权。强制执行权相对于其他权力类型而言,在权力形态层面具有相对独立性,而在权力体系层面则既可从属于行政权,亦可从属于司法权。另外,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对其在实然层面的配置影响非常有限。我国对各部门法中强制执行权的配置,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其功能的有效实现以及内部实施权与裁决权的相互制约。

论监察权的独立行使及其外部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应加入宪法第135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这是"分工""配合"和"制约"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机制。试点探索显示全面改革顶层设计或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亦决定其"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通过对监察委与司法机关衔接的流程设计,或可达"配合"及"制约"之目的,其中"互相制约"是第135条的核心价值要求。这要求做好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工作衔接机制乃至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动互补。监察权不得违背人大制度根本遵循;审查起诉、不起诉决定、自行补充侦查乃检察权独立行使之范畴;调查证据需要转化、采纳和排除;监察措施有自行执行和协助执行之取舍,实践中还要处理好监察委调查主导和公安侦查主导的选择以及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衔接协调机制。

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构造及其路向——以原平县交警与华阴市法院“执法碰撞”为例的展开

现行法律规范并未为诉讼外化解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碰撞"提供直接的制度支撑。究其根源在于,我国宪法缺乏对处理诉讼外行政权与司法权关系的顶层设计,并且已有条款关涉的"伏势"制约机理,存在嵌入新场域的难度。经深入分析发现:当前权力的宪法构造具有历史局限性,与当下法治的现状并不契合,而且,当下我国已经具备构造诉讼外权力关系的基础与条件。因此,应当将诉讼外两者之间的关系纳入宪法关怀的视野,并应以"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宪法精神加以指引。基于此,进一步探究诉讼外行政权尊重司法权的限度,并提出通过架构诉讼外导向性机制,以确保诉讼外两种权能运转良态化。

审判解释的错位和重新定位

对于审判解释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问题,理论界褒贬不一,其中对审判解释的越权倾向以及由此带来的审判权膨胀倾向却关注不够。审判解释存在对立法权僭越,对行政权逾越,对其他司法权贬抑的倾向。从司法制度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在今后司法改革进程中,对审判解释的改革应从现行的立法化向以个案确立规则,以规则指导审判的方向转变。

“变法”与“斗法”:解读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的权力争斗

解读"司法独立"不能只囿于宪政理论下的一种理念与原则,它也实际地被表达为政治权力调整中一种具体制度与事件运动。在清末地方司法独立制度构建中,清廷与督抚,在共同认同立宪的背景下,为何对待司法独立问题却旨趣相反?属于督抚之列的袁世凯提倡司法独立,难道不怕自己固有的权力被削弱吗?以当局者的阶层意识与角色扮演来分析这些疑团,发现一种"权力争斗"而非"权力对抗"的倾向不利于司法独立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