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以汉唐舞《踏歌》为例谈古代舞蹈形式“踏歌”的传承与发展

汉唐古典舞《踏歌》是北京舞蹈学院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女子群舞,是编导孙颖先生通过参考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编创而成的,蕴含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形态。作品《踏歌》既是历史的综合形态体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古代审美在现代肢体语言上的创造性复现。本文以最初版的《踏歌》为基础,剖析其独有的时代审美特性及典型特征。并结合作品的传播,兼谈“踏歌”这一古老歌舞形式的传承与发展。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试论“谶”与“纬”的区别——兼与钟肇鹏先生商榷

"谶"本是假托神意兆示人间吉凶的预言;而"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指汉代方士化的儒生与儒学化的方士以神学迷信观念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由于"谶"与"纬"曾一度在两汉时期合流,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谶纬"思潮,因而古人往往将纬书称为"谶纬",或单称"谶"。于是后世人们也多将"谶"与"纬"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认为"谶"与"纬"名异实同。本文对"谶"与"纬"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了考察,认为"谶"与"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同中有异,并非同一概念。

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其中魏与西晋的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而南北朝的民族关系则是南方汉族政权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表现在这一时期的夷夏之辨上,魏与西晋汉族思想家的夷夏观明显偏激、落后,以蔑视少数民族、鼓吹"戎晋不杂"论的江统的《徙戎论》为代表;而南北朝时期则是南北方政权都以正统自居,斥对方为僭伪;而在这种相互争正统的政治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

“宗唐得古”说献疑——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重视。

论“操诗属汉音、丕植诗属魏响”——兼及“文学自觉说”

本文不直接论述目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文学自觉说”,而是以考察汉魏诗歌之变为出发点,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曹丕、曹植的诗歌的不同,对“操诗属汉音、丕植属魏响”之说的合理内核予以挖掘,兼及“

史书诗坛耀三星 千秋万古当齐名——论习凿齿与王羲之、陶渊明未能齐名之原因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均有着闻名遐迩的崇高地位,可谓冠绝千古。与王羲之、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习凿齿,史识超群,功勋卓著,特别是其"越魏继汉论"即"国家应大一统论",在史坛上独树一帜,影响至今。其知名度理当与"王""陶"相伯仲,然而,囿于诸多原因,习凿齿的英名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所遮蔽,以致不显山露水,甚至为世人所误读。因而,探究其深刻原因,彰显其光辉业绩,实有必要。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受明代七子派相关思想影响较大,但又自觉地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驳正与补罅,从而在思路与学理上对明代的汉魏诗歌研究作出一定的推进。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对他的汉魏诗史观作一评述,一是对格调派尊汉贬魏的诗史价值观的批判,二是以“正变”说建构自己的汉魏诗史序列。

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本文从大、小传统的角度,以谶纬之学中的《易纬》为个案,探讨其渊源、思想成分、在两汉之际的兴起、传播以及在魏晋之际的衰落过程,进而讨论大、小传统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借鉴与利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本文认为,谶纬作为大传统的载体,其内容庞杂,包含了众多小传统的成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吸收当时的小传统,以完善与发展自身。魏晋之时,其核心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摒弃,其理论的合理成分被小传统所吸收而走入民间,流传至今。

先秦两汉色彩审美理论的文化传承研究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颜料的使用源头,这一时期的色彩审美理论在中国后世传统审美文化中是有迹可寻的。但先秦两汉时期颜料使用理论的文章较少受到重视,研究审美文化传承关系的文章更少被关注。因此,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经常使用的赤色、黑色、白色和青色以及黄色5大系列颜料的探究,归纳出这一时期色彩审美理论的基本特点,包括观物取象、美善合一、合乎礼制、重视色泽和五色令人目盲5个方面,进而阐述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这一时期审美理论的传承关系。

谶纬与汉代神仙术的演变

现存纬书文献中保存了不少神仙资料,这些资料生动地展现了当时神仙思想发展演变情形。纬书文献表明,西汉后期求仙人、仙药的成仙术逐渐为服食术所取代,服食对象极广,并且形成一定体系。方士杜撰司过之神,将善恶报应说改造为积善长生说;受到谶纬符应思想影响,符一变为天命符应,再变为道法、道术的象征。因此,谶纬神仙术可视为早期方仙术向道教神仙术演进的过渡桥梁,并对道教神仙术体系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

试探中国古代文论对社会古今观念的回应——以汉魏六朝时期文论为例

根植于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论受到社会古今观念的影响,但它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中国古代文论在呈现古今观念的具体方式上体现出它的主动性,而且文论古今观与时代古今观念保持基本一致,本身也离不开文论的积极回应。在呈现古今问题的隐显程度上,不同时期的文论与同时期的不同文论都有着各自的不同。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的中国古代文论,还承担着社会文化批判的角色,它对时代古今观念的批判正是其主动建构社会文化的有力体现。然而,无论是古今观对文论的影响还是后者对前者的积极回应,两者在文化精神实质上又是根本相通的。

北朝诗的独立品格与价值

北朝诗歌有自己的源流和生成系统。北朝诗人在传统诗观的导引下,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已确立了自己地域的诗歌创作观念和文学思想,对南北不同地域诗歌风气之差异具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客观地认知南诗,对南诗在技术上的优势比较认同,而对南诗绮丽、细腻的风格并不认同。这样,他们虽学南诗,但仍保留了自己固有的发展道路和品格。

《三国志·魏书》札记(之二)

本文对《三国志.魏书》进行研讨,问题包括:导致事业成功的个人特质,曹操是机警,刘备是坚韧,孙权是忍耐;曹操斩杀乌丸族兵民的确切数目;汉代五德终始论的内涵,三国年号命名分类及其与五德终始论的关系;裴松之引录汉魏禅代长篇史料的深层原因;汉魏君权强化的大趋势及其与曹魏中书监、中书令专权的关系;少帝曹芳继位之后,提升司马懿为太傅的复杂政治背景等。

“味”范畴在清代词学中的承传

"味"范畴在清代词学中的承传,主要体现在两个维面:一是批评层面对"味"的承传运用;二是理论层面对"味"的承传阐说。在第一个维面,"味"在北宋中期进入到词学批评中后,其实并未得到大量运用,而发展到清代,它成为了人们品评词人词作的主要审美范畴;在第二个维面,其承传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对"味"作为词作审美之本的标树及对词味创造与生成的探讨上。上述两个维面,将"味"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内涵较为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

试论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传承

阐述了汉魏六朝以后俗赋的发展轨迹,认为唐代俗赋承继汉魏六朝俗赋,比较兴盛;宋元时期,随着通俗文学形式的多样化,俗赋又渐渐隐去;明清赋崇雅复古,俗赋成为别调,但源于魏晋的讽刺赋仍保留了俗赋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指出俗赋在其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其"有机元素"被其它通俗文学吸收同化,并以其它通俗形式流传。

论汉魏琴论的形成及美学转型

以汉魏琴论转向为研究对象,汉代琴论中对"琴德"的重视、汉代琴论对阴阳五行的推崇,推动了嵇康琴论"以和为美""声无哀乐"思想的形成,通过对以上的溯源分析,认为汉魏琴论不仅使古琴美学初具雏形,而且对后世琴论的走向起到了基本的塑形作用。汉魏时期,古琴备受世人重视,琴论亦成为文人阐发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重要媒介。

论建安作家对乐府民歌的继承与发展

建安作家直接继承汉代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大力发展了乐府民歌的体裁形式和表现手法，创作出许多有血有泪、慷慨悲凉的优秀诗篇；以其丰富深广的社会内容、悲壮真挚的思想感情和刚健明快的艺术风格而形成了“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