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曹植与汉魏五言诗研究

“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汉朝之前,诗的发展形式大体按照先秦诗骚体传统而流传,汉之后,赋、诗新体为汉代以及后世诗歌带来了新的发展之路。而汉魏五言诗的发展在曹植这里显得灼灼生辉,其诗歌创作在价值倾向、思想内容、艺术风格、情感抒发等方面,为后代五言诗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依据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等文论对曹植的品评,进而展开曹植对于五言诗的继承与发展以及曹植的创作之路、诗歌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内容的论述。

以汉唐舞《踏歌》为例谈古代舞蹈形式“踏歌”的传承与发展

汉唐古典舞《踏歌》是北京舞蹈学院创于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女子群舞,是编导孙颖先生通过参考文物中的舞蹈形象资料编创而成的,蕴含了浓厚的历史文化形态。作品《踏歌》既是历史的综合形态体现,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古代审美在现代肢体语言上的创造性复现。本文以最初版的《踏歌》为基础,剖析其独有的时代审美特性及典型特征。并结合作品的传播,兼谈“踏歌”这一古老歌舞形式的传承与发展。

汉魏六朝檄文形式的创造性转化

作为一种公文,檄文由纯军事性文告演变成文学欣赏的对象是在汉魏六朝时期。从文体学角度考察这一演变的过程,可以发现六朝时期文学的骈俪化趋向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公文的体式和骈俪的语词交叉渗透,使檄文发生了创造性的转化,演变成了注重“辞令之妙”、具有“移人”效果的美文。檄文的形式也由散体到骈散结合,最终发展为完全的骈体文。同时,檄文功利性的淡化和审美性的凸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风尚和时代的审美趣味。

“宗唐得古”说献疑——兼谈戴表元诗论的特色及地位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元代文学史》所提出的"宗唐得古"概念影响很大,但却不甚妥当。该书将"得古"连读,是在词性上出现了误判;而学界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宗唐以得古",则在逻辑上存在问题。戴表元宗唐复古主张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宜提得过高,"酿蜜"说才是其诗论的真正特色和价值所在,应予重视。

从齐驱并驾到异响竞流——汉魏诗歌的分野及其诗学意义

汉魏诗歌走向分野是明清诗论家对魏诗不同于汉诗的特质深入探讨的结果,也是格调论诗渐趋严密的表现。王世贞首先指出曹植成就不如曹操,胡应麟详细论述了汉魏诗歌的不同,指出汉诗天然古质,魏诗刻意追求辞采之美、讲究修辞技巧,这种观念影响了《古诗归》《古诗源》《古诗赏析》等众多选本对汉魏诗歌的选评,汉魏有别逐渐成为清代诗学的主流观念。与明人相比,清代诗论家对魏诗新变特点多有肯定,一方面是由于清人所建构的诗歌经典体系更加宽广,另一方面是清代中叶开始实行以诗取士制度,有法可循的魏诗对初学者而言更加便利。

史书诗坛耀三星 千秋万古当齐名——论习凿齿与王羲之、陶渊明未能齐名之原因

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陶渊明在中国诗史上,均有着闻名遐迩的崇高地位,可谓冠绝千古。与王羲之、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史学家习凿齿,史识超群,功勋卓著,特别是其"越魏继汉论"即"国家应大一统论",在史坛上独树一帜,影响至今。其知名度理当与"王""陶"相伯仲,然而,囿于诸多原因,习凿齿的英名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所遮蔽,以致不显山露水,甚至为世人所误读。因而,探究其深刻原因,彰显其光辉业绩,实有必要。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

许学夷的汉魏诗史观,受明代七子派相关思想影响较大,但又自觉地对他们的观点予以驳正与补罅,从而在思路与学理上对明代的汉魏诗歌研究作出一定的推进。本文着重从两方面对他的汉魏诗史观作一评述,一是对格调派尊汉贬魏的诗史价值观的批判,二是以“正变”说建构自己的汉魏诗史序列。

在汉代诗学背景下看曹丕、曹植诗歌之比较

在《毛诗大序》等先秦汉代诗学著作中,关于诗歌的缘起,已经隐含着"言志"和"缘情"两种发展方向,到汉魏之际,诗歌迎来了蓬勃兴盛的契机,而曹丕和曹植这对兄弟恰好对应着"缘情"与"言志"之两端,分析这种差异,对了解曹氏兄弟的诗歌写作,大有帮助,而且认识到曹丕实乃六朝绮靡之先声,此乃文章的一得之见。

异域诗人笔下的六朝风情与汉魏风骨——试论余阙诗歌的艺术特色

余阙是元代后期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他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用汉语创作了大量诗歌,有《青阳先生文集》传世。他的诗歌规仿六朝,清新明丽;以汉魏为宗,优柔沈涵,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

南北文风融合辨——兼及“南北文风”的中古文学史考察

"南北文风融合说"经初唐史学家提出后遂沿用至今,成为文学史与文学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但这一传统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北朝文学一直模拟和学习南朝文学,二者之间无本质差异,北朝文学实际上并未形成与南朝文学并峙的所谓"北方文风",习惯上用以指代"北方文风"的"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乃"汉魏风骨"的内核。初唐史学家所提出的"南北文风融合说"是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审美主张,由于忽视了其时文学的实际状况,而将北朝文风与"北方文风"等同起来,陷入了理论困境而缺乏具体的实现路径。至于被誉为"穷南北之胜"的庾信后期文风转变主要是其内心的情感世界发生改变所致,也是其取法汉魏文学传统的结果,并非北朝文风与南朝文风的融合。

从王维到韩愈——略论盛中唐文学思想的传承

王维克服了初唐各重一面的缺失,提出了建安风骨与江左文风结合的诗学观,创造了内容与艺术有机结合的优秀诗篇。降及中唐,韩愈汲取了王维等的诗歌创作经验,利用先秦两汉文的散体形式,肩负起前辈在散文创作上尚未完成将内容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任务,把散文的写作,推上"善并美具"的峰颠,和他的文友柳宗元等,创造了我国散文史上的一代辉煌。

北朝诗的独立品格与价值

北朝诗歌有自己的源流和生成系统。北朝诗人在传统诗观的导引下,经过长期的创作实践,已确立了自己地域的诗歌创作观念和文学思想,对南北不同地域诗歌风气之差异具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客观地认知南诗,对南诗在技术上的优势比较认同,而对南诗绮丽、细腻的风格并不认同。这样,他们虽学南诗,但仍保留了自己固有的发展道路和品格。

论汉魏六朝娱乐歌辞的传播特点

在汉魏六朝娱乐歌辞中,相和三调歌辞和吴歌西曲歌辞对中国诗歌发展影响最大。相比仪式歌辞,汉魏六朝娱乐歌辞的传播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往往伴随娱乐音乐活动展开,歌辞内容的娱乐性和世俗性特征鲜明;二是在民间乡邑、贵族文人和宫廷游宴等娱乐场合普遍传播,范围广泛;三是从民间到宫廷的传播过程,促使娱乐歌辞的雅俗交流。这些传播特点对汉魏六朝诗体演进及诗风嬗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论趣尚、创作实践与政治语境——再评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曹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但仍属于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可以这样说,他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能突破其矩,表现出魏响的特色来。《论文》是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曹丕消弭人际矛盾、表达政治诉求与人生期望的产物。

论汉魏六朝的俳谐体杂文

俳谐文是汉魏六朝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文体,这类文章表面诙谐逗乐,实则有着深刻的讽世意味和社会批评意义,是地道的杂文。研究汉魏六朝文学中的俳谐体杂文,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汉魏六朝文学的全貌,也可理清中国古代杂文发展的轮廓与线索。

论汉魏六朝文体视域下的赋与骈文

赋与骈文是中国特有的两种文学样式,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皆为"一代之文学"。虽然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体式特点和发展轨迹,但同是介于韵文与散文的它们又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由于在汉魏六朝时期赋与骈文相继达到发展的鼎盛期,二者不仅于此时各自确立了文体特征、奠定了文学成就,而且在彼此的演进过程中又存在着相应的文体交互性。所以在汉魏六朝时期的文体视域下进一步梳理赋与骈文的互动关系,能够更好地把握二者的异同。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试论郭璞《游仙诗》对汉魏风骨的继承

初唐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说:"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这一说法不能成立。郭璞是东晋人,其《游仙诗》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汉魏诗歌相近,其诗歌精神实质是坎壈自伤,运用的表现手法是比兴寄托,抒情风格表现为激烈悲愤,这几个方面是对汉魏风骨继承与发展。《游仙诗》具备汉魏风骨特征。

“斟酌汉魏”还是“唐承隋制”——唐高祖献陵与隋文帝泰陵的比较

关于唐代初期帝陵制度,文献中多说“斟酌汉魏”,学界似无异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唐高祖献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与勘探,陵园布局、形制大体了然。两者相比较,覆斗形封土、并列两墓道、方形陵园、四方四门及门阙等特征极为相似,进一步印证“唐初即用隋礼”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