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青苗法”的经济学分析

王安石的青苗法,在制度设计上解决了两种生产要素—农民、土地在青黄不接时面临的功能难于有效发挥的问题,较大提升了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青苗法具备了银行借贷的雏形和财政的功能,有效替代了北宋之前的常平仓、惠民仓的功用,兼具了两者的优点,起到了富国、抑制兼并、辅助农耕的重要作用。

宋代科举视野下家训诗文的双重性

宋代家训诗文展示了文学家和理学家在教育子弟读书治学作文时对科举的妥协性和超越性。文学家一方面不得不指导子弟为科考写好时文,并做有针对性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培养他们传统的文学创作能力,以绍承家学。理学家不仅批判,而且接受科举制度。虽然对科举的弊端甚为了解,对科举造成士子不学无术的困境深有体会,但他们亦不免参与科举。然而恪守道德心性之学的理学家,并没有为科举而止步,那些学术功底较为深厚、对理学较为看重者,亦能超出科举的窠穴,至少他们认为科举与治学是不矛盾的,并以此教育子弟。宋代科举视域下的家训诗文的双重特性,是宋代崇文抑武政策、家族制度转变等的重要产物。

北宋熙丰变法时期货币政策探微

北宋神宗熙丰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除财政及货币本身之外 ,还寓于了抑制聚敛的内质 ,而废铜禁、削钱法及以券代币等措施对缓解“钱荒”具有重要作用。该时期的货币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流弊。探讨这一问题 ,可以为研究中国古代货币政策提供一个较切实际的分析框架。

论宋代“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与合法的土地买卖

“不抑兼并”始终是宋代土地政策的大方向,它造成了兼并之事实;然而,“不抑兼并”并不意味着放任兼并或者可以任意买卖土地,而必须以合法为前提。政府始终发挥其主导作用,用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土地的占有和流转,将土地有序地纳入到商品经济大潮中。

《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再商榷——兼答薛政超同志

薛政超同志用以证明"说宋代‘田制不立’者就是宋人"的三个论据都不能成立。"田制不立"一语诚为宋人所首创,见廖行之《省斋集》卷四《田制论》,说的又恰好不是宋代"田制不立",而是汉代"田制不立","汉固无田制"。今人说"宋代‘田制不立’"的四种情况,表达的都是今人自己的意思。其所说"宋代‘田制不立’",如未对"田制不立"一词的含义做出特殊的界定,自然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田制",也自然只能用今人通常的语言习惯来理解与进行讨论。宋人从未笼统说过"我朝‘不抑兼并’"。抑制兼并不等于仇富,"保富"并不都等于反对抑制兼并。"保富"与"抑制兼并"并非对立概念;"保富"与"不抑兼并"更并非同一概念。笔者的《驳议》意在纠偏,说明宋代不仅有田制,而且也抑兼并,无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正如薛政超同志所承认的,笔者的《驳议》,"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宋代国家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也谈宋代的“田制不立”与“不抑兼并”——与《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说驳议》一文商榷

《宋史》"田制不立"之语来源于宋人之成说,且"田制不立"之"田制"在宋人史籍中有特殊涵义,并非广泛意义上的"田制"。宋人亦笼统说过我朝"不抑兼并",并认识到其重要意义。宋代政坛既有抑制兼并的传统思想,又有不抑兼并的"保富论"。宋朝政府的抑制土地兼并政策并不占主导地位,"不抑兼并"才是宋朝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