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FDI、技术创新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FDI和技术创新是长三角城市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面板数据,分析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以及技术创新在FDI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机制,并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FDI对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促进集群网络化、产业链优化和劳动力流动;技术创新在FDI与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长三角城市群促进FDI高质量发展、提高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科技创新能力、加强FDI与技术创新的协同效应等政策建议。

世界一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应有之义。提升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并助力其成为世界一流企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从创新决策能力、创新支持能力、创新生态能力、创新攻关能力和创新引领能力等5个维度构建了世界一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挥棒”。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世界一流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促改不断提升中央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链主”企业。在指标设置方面,应结合各类中央企业特征、所处行业属性以及内外部环境,使不同类型企业的评价指标能够切实反映其本质特征。

美国“科研安全”政策评析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安全政策构建,把“科研安全”作为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的工具和手段。关于“科研安全”的观念,美国在冷战时期、“9·11”事件之后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的三个历史阶段,都曾先后对科学的开放性和安全性的平衡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近年来,美国从决策层面、科学资助层面和科学研究执行层面推出若干“科研安全”政策,逐步搭建起比较完备的“科研安全”政策体系。美国推动“科研安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地缘政治私利、对本国科技地位下降的担忧、对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和人才流动的错误认知、应对基础研究领域范式变化的需求以及改革科技管控制度的需要等。在政策内容方面,美国“科研安全”主要针对科研人员、科研机构和科研活动进行管控,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科研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和新实践。美国在“科研安全”的政策制定、政策推动、政策实践、政策关联以及政策效应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特征,包括全政府协作,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深度参与,与科研道德和诚信相互交织,与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紧密关联,在国际上形成较强的示范效应。美国“科研安全”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构成长期而严重的威胁,需要进行有效的政策应对。

研究生问学的“诗内”与“诗外”

借助陆游《示子遹》诗中所涉“诗内”“诗外”话题,将其喻为研究生问学的专业学习与专业外知识与兴趣爱好之间良性互动关系。“诗内”关涉四个方面:励志问题,专业基础,专业创新,科研与学生。“诗外”关涉三个话题:学业的逻辑关联,跟学业相关的源泉和价值,学者的人格培养。“诗内”与“诗外”的关键是“通”。只有“诗内”与“诗外”相互推动促进,才能成就研究生的问学过程。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数字技术支撑,数字技术水平的提升源于创新。为集合创新人才和资源,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2019年10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正式启动。民营经济是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重要载体,是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力军。但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偏小,资金、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独立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而合作创新能有效降低研发创新中的风险和成本,切实提升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创新成效。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15—2022年我国上市民营企业数据,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企业数字化转型、知识吸收能力在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即试验区设立通过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促进企业合作创新;市场竞争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在试验区设立对企业合作创新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市场竞争程度、经济开放程度越高,试验区设立对民营企业合作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要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与科技人才培养,开展合作创新;要充分发挥试验区辐射示范作用,带动其他地区发展;要综合市场竞争和经济开放情况,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政策,精准施策。

数字经济下危化品物流管理创新发展策略

管理观念陈旧和管理手段落后加重了危化品物流环节的安全隐患,也影响其运行效率。在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下,加快危化品物流管理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任务急迫。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可视化、区块链等先进科技创新危化品物流管理模式,提升危化品物流管理水平势在必行。因此,有必要研究数字经济与危化品物流管理的作用机制,结合危化品物流管理发展现状和问题,归纳出当前我国危化品物流管理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加快我国危化品物流管理创新的对策措施。

以数字经济为依托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研究

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新质生产力是由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培育而成的新的生产力。通过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在提高信息流动效率、增强数据分析能力和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具有关键作用,提出以数字经济为依托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多条路径,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加速自身转型升级提供了实际指导。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风险承担与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以2007~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创新投入的内在机理,解释了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的调节效应,以拓展战略性慈善行为推动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促进创新投入;管理者风险承担意愿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均发挥中介作用;CEO二元性、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和股权制衡度均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促进作用。本文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从伦理层面拓展到战略层面,为企业数字化战略、社会责任战略和创新战略的协同作用提供了重要启示。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知识生产模式3背景下的高校通识教育超学科发展——以计算机通识教育为例

以计算机通识教育为例,结合知识生产模式更替展现高校通识教育发展历程。通过分析计算机通识教育的一般特性和发展困境,形成高校通识教育超学科发展内涵,确定计算机通识教育中的超学科命题。高校通识教育以高素质人才作为逻辑起点,围绕高素质人才发展形成逻辑主线,聚焦知识迁移、创新能力、意识形态,结合知识生产模式3核心要件,形成知识分形创新生态系统。在高校计算机通识教育创新建设行动中,强化计算机通识教育部门育人职能,提高教师、学生、课程的黏合度,并于过程中创造衍生价值。

高铁开通能否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化”?

技术创新“绿色化”是经济社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高铁开通加速了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重新配置,为绿色创新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文章以中国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从绿色创新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双重维度出发,基于2003—2019年282个地级城市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显著增加了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数量,但对绿色创新占比无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需求层面,高铁开通促进了沿线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壮大,增大了绿色创新需求;在供给层面,高铁开通加快了沿线地区创新要素的流动,促进了空间知识溢出,改善了绿色创新供给条件,从而促进了绿色创新数量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城市和非中心城市技术创新“绿色化”的促进作用较非旅游城市和中心城市更为突出;高铁开通优化了沿线地区的绿色创新结构,提升了绿色创新质量;高铁开通对绿色创新数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文章为政府部门充分认识并发挥高铁开通对技术创新“绿色化”的正向作用,激发主体绿色创新积极性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战略任务及实施路径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对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首要的、根本的是坚持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对人才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重中之重是打造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基础工程是完善人才培养使用机制,建立健全人才发展治理体系,创造人才健康成长环境;重要抓手是通过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竞争机制,探索形成赋权形式、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激励制度,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更好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职业本科教育课程建设的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

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对掌握数字技术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亟需职业本科院校加快人才培养进程以满足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课程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在推进职业本科教育数字化转型升级、化解新质生产力建设过程中数字人才供需矛盾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新技术课程群建设的改革实践为出发点,针对当前职业本科教育课程建设面临的集群整体系统观欠缺、重构路径趋同、资源建设滞后、教学团队协同不力等现实困境,从理论与实践双视角阐述课程重构的价值逻辑,探索职业本科院校新技术课程群作为微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生态系统”的课程重构路径,以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基于“目标—保障—效果”的未来产业发展政策对比分析——以上海与深圳为例

未来产业作为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变迁的关键新兴产业,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基于政策目标、政策保障及政策效果等3个维度,选取政策时效、政策支持、政策功能等7个具体指标构建对比分析模型,对上海和深圳2022年出台的未来产业专项发展政策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从政策目标角度看,上海和深圳均致力于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从政策保障角度看,上海和深圳都将人才引育、资金补贴和区域合作等三方面作为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从政策效果角度看,上海和深圳制定的未来产业发展政策均具有引导性作用,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最后,从培养未来产业人才、拓宽融资渠道、建立新制度和探索新模式、构建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等4个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其他城市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企业生态产品创新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基于制度宣传创新的调节效应

围绕企业生态产品创新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这一主题,探讨了制度宣传创新对中国消费者购买不同品牌化妆品和日用品的影响及其调节作用,调查了生态创新和制度宣传创新影响消费者购买化妆品和日用品意愿的差异。采用SPSS 25.0作为分析工具,以中国化妆品和日用品行业的消费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验证。相关性和回归分析揭示了生态创新对中国消费者购买化妆品和日用品意愿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制度宣传创新不仅在消费者购买化妆品和日用品时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明显调节了企业生态产品创新和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缺乏生态创新和制度宣传创新的产品,即使具有某些优越特征,消费者可能也不会选择。化妆品和日用品公司需要继续关注生态创新,同时必须重视制度宣传创新在化妆品和日用品消费者购买行为上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凭借外溢性、共享性特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助力企业低碳发展的核心动能。从理论角度阐释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运用2014—2021年我国沪深A股1643家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两个分指标专利司法保护、专利行政保护也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在国有、非国有企业均显著;与企业生产要素类型、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在知识密集型及处于成熟期阶段的企业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应完善数据要素配置机制,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深耕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协调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施差异化助企举措,筑牢绿色技术创新基础。

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商贸流通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数字经济时代,以数字经济赋能商贸流通业、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对提升流通效率和竞争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4—2020年我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位于中西部地区、与中心城市距离较近、市场化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表现得更明显;数字经济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下降态势;数字经济可通过技术创新、制造业与商贸流通业共同集聚、消费结构升级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因此,应积极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夯实数字经济基础;根据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商贸流通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制定相关产业政策;加快建设公共大数据平台,破除数据壁垒,联通供应链上下游,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流通;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技术性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提升市场效率。

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的路径研究——基于与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的比较分析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常聚焦于缝隙市场,在特定产品上实现极强的专业度和较高的国内外市场占有率,是供应链产业链核心企业难以或缺的配套供应商,同时对于补齐供应链、稳定我国产业经济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鼓励企业创新政策的支持下,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尤其在研发投入和授权专利数量等方面进步明显,但与德国隐形冠军企业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本文通过对德国集群化创新体系和中小企业研发创新管理体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德国中小企业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最终进阶为隐形冠军的培育成长路径。建议我国借鉴德国经验,提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创新能力,进而使其进阶为行业隐形冠军。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突围发展的关键,高管团队(TMT)异质性对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以2010—2021年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TMT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TMT职能背景异质性与数字化转型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两者倒U型关系更加显著;TMT平均年龄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女性占比和教育水平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两者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创新能力在TMT职能背景异质性与数字化转型之间起中介作用;TMT职能背景异质性的相关影响独立于TMT是否具有研发背景和CEO职能背景多样性的影响,且通过影响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