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以唐与新罗关系为中心

现存朝鲜半岛和唐朝关联的金石碑志共有233篇。金石碑志可验证、补充《旧唐书》、《资治通鉴》、《三国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缺失,有助于对入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唐与朝鲜半岛关系重大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加翔实有力的证据。

中国书法中的“金石气”

"金石气"是中国书法审美范畴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它是指由中国古代青铜铭文和砖瓦石刻文字等所依托的金石材料固有的质感,加上铸刻技术和工艺过程的作用,再辅以历史久远所造成的自然风化和剥蚀的作用,以及拓工打墨的轻重等等多方面的因素,所综合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美感和一种整体的审美趣味,亦称"金石味"。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其审美的内涵谈谈自己粗浅的理解:一、刀锋凌厉之美,由凿刻浇铸技术所形成的圭角以及升华为人格精神的"骨";二、枯拙天然之美,折射出老子哲学中大巧若拙的思想,不以人为的技巧去肢解和戕害自然,追求"熟后生"和"不工之工";三、对永恒感的追求,讨论对书法作品的一种整体的审美评价以及生命情趣问题,一种对生命情调的玩味。在苔痕斑驳的古碑断碣钟鼎面前,玩味金石气息,是一种对历史和生命的深情抚摩。它唤起人们的历史感,通过肯定时间来否定时间,实现对时间的超越,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清代翁方纲搜集、鉴赏金石的方法及其治学宗旨

翁方纲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一生嗜好金石碑帖,精于鉴赏。他不仅搜罗广泛,阅目无数,而且态度审慎,以眼见为实。其辑录金石文字的主要目的不是当时众多考据学家所津津乐道的考证经史,而是鉴赏书法文字源流。

阮元对金石书画研究的贡献

阮元搜访、编印了大量金石文字,开辟了用金石实物从事研究考证的新途径;创立碑学理论,使书法学开出了新纪元;精评历代名画,发前人所未发。这些都是阮元对金石书画研究的突出贡献。

论晚明时期篆隶书风创作的初兴

在行草大盛的晚明时期,篆隶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不仅学习篆隶的书家数量十分庞大,而且较之于前代,晚明的篆隶书法创作还有了一定的突破,这些书家向金石碑刻取法,并不是简单临摹字形,而是开始关注这些金石碑刻所特有的金石气息,创造出不同于前代的篆隶风格。这是碑学在晚明滥觞的标志,也为清代篆隶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及特质

传统金石学研究多将金石视作整体。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却分属于不同学科，以致考古学和古文字学多关注金文，历史学研究侧重于墓志，社会史学者偏向于碑刻。这种剖裂式研究使中国法制“镂之金石”的传承特色难以彰显。本文旨在以金石学的视角，对比金石法律文献研究之优长，考察“铭金”与“刻石”法律纪事的关联，进而揭示中国法制“镂之金石”传统的“礼制”和“公政”的特质，并以此展示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别样风景。

《国策》校证·金石篇

《战国策》在传世过程中,产生了不少文字讹误,引起歧义。本文对其中10例进行校释,并 引用古代金石文字资料为据,以证己说。

论甲骨金石简帛文学

甲骨金石简帛文献中有大量押韵的诗歌、精美的散文,可以算作上古文学遗珠出世,它不但给人美的享受,还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形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被长期忽视。要想反映上古文学的真实面貌,文学史就应当重写。

“沉潜心性”的生命灵动——1956至1976年施蛰存的学者风度

在反右和"文革"时期,施蛰存被迫改变原来创作小说的兴趣,全身心投入对古碑和古典文学的研究,从此过上了20年沉潜的生活,逐渐从人们记忆中的"海派才子"身份转向淡泊稳健的学者角色,学者风度也逐步养成。在这20年里,他选择在政治浪潮中坚守自我、在金石古碑中拓展自我、在诗词唱和中寄托自我。这一切都为晚年所取得的最后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甲骨金石文学启蒙

甲骨金石文献中有大量押韵的诗歌和精美的散文 ,可以算作上古文学的启蒙作品 。

美术类非遗金石传拓融入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改革研究

以金石传拓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切入点,探寻其在高校内与艺术设计类专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传拓作为我国古代典型的平面视觉艺术,有必要在高等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进行推广,不仅可以加强传习的深度,还可以融入创新元素,有利于此项非遗良好传承,同时在教学改革中注入新鲜血液,进而使培养的人才符合时代发展,促进区域化经济前行。

恐以赝器校正史——章太炎先生题注清宫旧藏新莽嘉量全形拓片考

杭州章太炎纪念馆藏有一件清宫旧藏新莽嘉量铜器的全形拓片。章太炎在拓片上书大段关于"新莽嘉量"的考证文字,指出1924年紫禁城再次新发现的"新莽嘉量"有三处疑点,推断该器并非时人认为的新莽原物,而是后朝根据《隋·志》文献制作的仿制品,恐"以赝器校正史"。从这场关于新莽嘉量铜器鉴定讨论中,可探究章太炎源自乾嘉考据一脉,对金石文字的严谨态度。

海东金石文字研究价值刍议

域外金石文字堪称补正中国语言文字及经史文献研究的"第三重证据"。然而目前朝韩汉字存在拓片稀缺、字形误识、句读不清或不出释文等问题。文章分别梳理了:海东地区金石文献的种类,包括石刻、钟铭、木简、砖瓦、玺印、瓷器铭文等,文字主体为楷字,部分为篆、隶、行、草,另有少量谚文、八思巴文、女真文字;金石文字整理在朝鲜王朝时代的承续;清代学者对海东金石文字的关注;日治以来的百年金石文字整理简况;海东金石文字研究的学科理论意义,以及在词汇学、文字学角度上蕴含的重要价值。

古砖花供:全形拓艺术及其与六舟之关联

全形拓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早期,著名金石僧六舟为创始阶段的代表人物,由他制作的此类作品是所知保存至今最早的全形拓原件。六舟的全形拓技法多种多样,至少包括颖拓、翻刻椎拓、原器椎拓及补绘等,他以其中一种或多种方法结合来制作作品。六舟制作全形拓的本意,是为了方便金石学研究,在当时的金石学界享有盛誉。六舟进一步将全形拓与中国画相结合,创作了一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他借此表现金石文字传千秋而不朽的顽强能力,并尝试以补绘花卉的方式来赋予它们崭新的生命。全形拓及全形拓入画还深深地影响了19至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成为当时非常流行的美术形式。

陶斋博物馆与晚清金石文化转型

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私人博物馆"的陶斋博物馆及其创建者端方,长期以来相关历史面相模糊不清。关于陶斋博物馆的创设及兴废,尚未有专文进行考索。通过史料梳理,可知陶斋博物馆为1910年底由罢官居京的端方倡导拟建,选址在北京琉璃厂仁威观一带,并开工修筑了馆舍。1911年春,博物馆建筑初成,藏品主要为端方私人收藏的书画、瓷器和金石等,但尚未对外开放,仅在其中举办过多次雅集,参与者有赵尔巽、荣庆、刘师培、郑孝胥等。当年6月,端方奉命出京,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事宜,11月遇害于四川资州,陶斋博物馆遂告夭折。作为中国最早的私人博物馆,陶斋博物馆及端方的收藏体现了晚清金石文化在京师的盛行,同时也昭示着金石收藏传统向现代艺术品收藏展示机制的转型。陶斋博物馆的中途而废,似乎也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波折多变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