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铭文纺织品风格研究

铭文纺织品是丝绸之路上长久使用的一种纺织品,且在13—14世纪有明显的风格变化。针对此问题,本文通过对比研究的方法,从铭文样式和图案题材的角度,对13—14世纪前后丝绸之路上的铭文纺织品风格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国和中亚、西亚地区的铭文纺织品开始使用高度风格化的伪文及通俗性的祈福文字;北非和欧洲的伊斯兰地区已不再大量使用塞尔柱样式,但仍保留了部分塞尔柱母题且铭文的含义集中于宗教和政治内容;欧洲基督教地区的仿品类结合多种异域母题,宗教用品类则无明显改变。研究表明,生产系统的交流和新型市场的形成是导致这种风格变化的直接因素。

炳灵寺石窟的唐蕃关系史料

炳灵寺石窟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南线的交通要隘上，唐时随着唐蕃古道的繁荣和唐蕃关系的日益密切、交往的频繁，炳灵寺留存了唐蕃关系的史料。仪凤三年（６７８年）李敬玄率大军代蕃，开元十九年（７３１年）以崔琳为首的和蕃使团途经炳灵寺礼佛、出使及使团成员、唐代召募防御吐蕃抢麦的防秋健儿等，皆见于题记。

佉卢文简牍所见鄯善国丝织品贸易

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的鄯善国,历来是中原丝织品西传必经之地。20世纪初以来,新疆出土了大批佉卢文简牍,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3至4世纪鄯善国内丝织品流通及贸易等问题。简牍显示,丝织品在鄯善国内走俏,并深入鄯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伴随着中西丝绸之路商贸的不断发展,鄯善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丝织品种类不断丰富。鄯善国同中原内地的商贸互市为鄯善国丝织品贸易的主要方面,与此同时随着丝路沿线诸国的转运贸易,来自西方的丝织物亦进入鄯善国内市场,鄯善国及其周边贸易亦趋向多元。

初盛唐丝路碑志文的文学成就

初盛唐是古文转捩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丝路碑志文对古文的求变求新有着一定的助推作用;初盛唐文人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及重气轻身的家国情怀,在丝路碑志文中为后人纪录了有唐一代的隆治气象,并塑造了一批壮志许国的盛世英雄群像;碑志文与此时的"边塞诗"相辉映,共同成就了初盛唐的文学大观。

论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

湖北鄂城出土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透露出汉代社会意识对于西北方向的特别关注。所谓"宜西北万里",也显现出对远程行旅可能经历艰险的乐观态度。长江流域出土这样的镜铭文字,反映丝绸之路交通对于当时社会文化之英雄主义与进取精神的积极影响。镜铭文字"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所见"宜西北万里"与"富昌长乐"的前景预想,或许体现了向西北方向的远行与经济生活的联系。关注后世边塞文学遗存的人们,其实应当注意雄健有为的文化精神出现于汉镜文字的历史先声。

汉唐丝路碑刻的文化价值及当代启示

阐析了汉唐丝路碑刻的文化本质,既有"贞定载远"的普遍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特殊性,又有"开拓进取,振英殊方"的时代性;同时,认为汉唐丝路碑刻的文化襟怀主要体现在"崇德来远"、"华夷如一"、"交通互市"、"兼收包容"等若干方面;进而指出汉唐丝路碑刻的文化功能及当下价值,具体表现为:"乡愁碑愿,务实体虚,正直厚重,崇高不朽",其文化力量更是"盖代英雄去不还,高碑犹自在人间"。

安阳灵泉寺“陇西敦煌人”碑文初探——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细节”

"陇西敦煌人"的研究,涉及丝绸之路研究中敦煌佛教和陇西敦煌人迁移的重要问题。敦煌在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安阳地区曾是北朝晚期北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佛教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域。安阳灵泉寺岚峰山第42号龛"陇西敦煌人"的碑刻题记,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重要佐证,也是研究中原与西北地区间人口迁移和文化交流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尼雅出土“万世如意”铭文锦图案研究及创新设计

[研究意义]本文对新疆尼雅夫妻合葬墓出土"万世如意"锦袍表面纹样进行研究,在其基础上对锦袍纹样进行了数字化复原,并提取其图形单元将其创新性的应用到当代文创产品与服饰设计当中,以期通过设计实践为区域文创产品开发提供新的思路。[研究方法]文章分析了图案主体纹样、排列方式、色彩构成等设计元素,并将其与同时期新疆及中原出土丝织物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万世如意铭文锦纹样主题元素为穗状云纹和汉隶铭文,按照水平二方连续通幅排列,使用绛、白、淡蓝、油绿、绛紫五种颜色经线织造,具有典型的汉式织锦特征。锦袍上的穗状云气纹以及汉隶铭文等元素具有典型的中原特色,其在新疆的发现是丝绸之路早期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鉴证,以其为灵感来源的文创产品设计实践可为文化传承和设计创新提供新的经验。

品牌运营视域下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对外交流策略

2017年4月20日,国家文物局在广州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保护和申遗工作会议,明确广州“海丝”申遗这一长期国家项目的牵头城市。这对广州开展“海丝”保护和申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打开当前“海丝”跨国申遗工作困局,要贯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部署,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海丝”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文章尝试以“海丝”文化对外交流推广工作为例,结合品牌运营的理论,尝试探讨将文化遗产培育成为国际文化品牌的策略,使其具有多样性、标志性,进而推进文化遗产的跨国申遗工作。

中国当代“舞剧自我批评”举隅——中国当代舞剧批评研究随笔之四

作为“中国当代舞剧批评研究随笔”系列,“舞剧自我批评”是继“舞剧现象批评”“舞剧文化批评”和“舞剧本体批评”之后的第四篇。所谓“舞剧自我批评”,指的是舞剧创作者(编导)的“创作谈”,是创作者对舞剧创作历程的自我审视与反思。这种审视与反思就其本质而言,体现的是舞剧创作者的创编理念和美学原则。文章对于这类批评的“举隅”,有刘少雄《丝路花雨》的“创作谈”、唐满城《文成公主》的“创作谈”、舒巧《奔月》的“创作谈”、孙颖《铜雀伎》的“创作谈”、王世琦《森吉德玛》的“创作谈”以及张守和《无字碑》的“创作谈”。这一类型的批评对当代舞剧史和舞剧创作理论的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海Ⅰ号”南宋沉船出水瓷器阿拉伯文墨书题记考释

南宋沉船"南海Ⅰ号"出水了大量带有墨书的瓷器,其中有7件为阿拉伯语题写,内容主要为所有者姓名及真主赞词。同时,根据其他船载文物以及动物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阿拉伯、伊斯兰特性,综合表明船上活跃着一个阿拉伯人群体。此外,通过对墨书上的阿拉伯文姓名传统以及赞词的书体及语法规范进行分析,初步可以认为船上阿拉伯人可能与埃及阿尤布王朝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研究还发现,该阿拉伯人群体应为泛海客商而非船员,同时又可再细分为居于船艏、艉楼的两小群体,其中前者的生活环境优于后者,显示出船上人群的财富等级差异。以上发现,对研究"南海Ⅰ号"的终点港、宋代的远洋贸易路线以及中埃之间的交往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