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精英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兼论乡村振兴中乡村精英主体的发展变化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积极引导乡村精英投身乡村振兴,是人才得以回归的重要途径。研究传统社会中乡村精英的变迁历程,对回答当今社会“谁来治村”“怎样治村”的问题可以提供历史镜鉴。通过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对乡村精英治村的变迁历程进行分析,将乡村精英主体的变迁历程划分为传统时期、混战时期、集体化时期、后集体化时期以及新时代五个阶段,揭示不同时期乡村精英与制度的关系,可以对“谁来振兴乡村”提供一种制度自信。

高校教师多元学术绩效制度化程度研究

打造高校教师学术工作的多元化格局是实现高等教育国家性和公共性、满足后现代知识发展规律的现实需求。以制度化层次框架为理论基础与赋值原则,分析高校教师多元学术绩效的制度化程度。高校教师的多元学术绩效呈现差序,主要体现在“双一流”全面领先与职称递强。完善各级学术奖励制度、强化教师团队合作机制、提升高校制度化管理水平是促进高校教师多元学术工作发展的有效措施。

注意力竞争与适应性选择:基层治理创新的内在逻辑——兼论“伪创新”现象

基层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压力型体制下的基层政府为赢得稀缺的注意力开展创新竞赛,却经常出现“创新悖论”“伪创新”现象。“伪创新”是与“实质创新”相对应的,集中表现为政府理性人由于注意力失焦、制度脱耦而引发创新行为的失范、异化。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场域内,多个创新主体间利益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创新决策的针对性,加之外部制度选择的弱适应性,易导致强创新意愿下的行为偏差与政策失效。为破解基层治理“伪创新”,需构建合理的注意力分配与高耦合度的制度体系,营造宽松的创新容错环境,提升制度韧性,再造基层政府适应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实质突破与可持续发展。

我国基层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与发展路径研究

基层公共图书馆是我国公共图书馆数量最多、覆盖最广的类型,其既有图书馆普遍性的职能,又体现出服务区域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发展,很容易被忽略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是:定位、职责与使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图书馆建设方向呈现出相对一致的趋势,并共同遵循大体类似的发展路径。这至少表现为以下6个方面:制度化、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时代化。

加强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实践的思考

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政治体制运行中具有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部分党政领导干部对于政党协商重要性还存在认识不一致、定位不清晰等误区,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实践存在着“能不能”“要不要”“敢不敢”协商的问题,影响了政党协商作用的发挥。面对这些问题,民主党派不断探索参与政党协商的实践途径,依照法定程序不断增强协商民主的规范性,在调研的基础上围绕中心工作提高政党协商的精准性、强化政党协商的组织性、注重政党协商的协作性、并不断突出民主党派的主体性,努力在推进参与政党协商的实践探索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发挥民主党派参与政党协商的作用。

撤县设市政策的变迁:历程、逻辑与展望——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采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进行分析,对撤县设市政策曲折的发展历程进行全面梳理后发现:我国撤县设市政策自1983年正式确立实施以来,至今已走过探索高潮期、冻结冷静期、规范复苏期三个阶段。随着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以及对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该政策在2016年新标准制定发布以来逐渐趋于理性并适应发展中的国情。在各个关键节点的作用之下,行动者非对称性的权力配置、外部环境带来的断裂均衡变化和路径依赖下的渐进转型重启,共同构成了这一制度的演化变迁逻辑。撤县设市政策在未来应当将严格坚持标准与适当放宽程序相结合,并尝试探索其他多样化的设市模式。

我国县级政府决策能力:问题与对策——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的分析

县级政府决策能力意义重大。县级政府决策能力受多种变量制约,而这些变量在实践中却存在多种问题,影响县级政府决策能力。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制度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所在。系统解决县级政府决策能力的问题必须诉诸于制度创新。

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修订研究

《普通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探索,然而其在运行中也出现了诸如学训矛盾、运动员成材率低等不少问题,为促进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发展,应当对这一文件作出修订,以促进我国竞技体育"院校化"模式的完善。

美国大学“多元学术”的制度化及其影响机制——以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纳-香槟分校为例

"多元学术"是美国大学学术工作改革的理念和方向。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纳-香槟分校(UIUC)在2006年进行了学术工作和评价的改革。调查是建立在对近30位系主任和晋升委员会成员访谈的基础上,分析在改革后的10年间,基层学术组织在学术工作内涵和制度化程度上的变化,以及影响制度化程度的机制。研究发现,UIUC各基层学术组织的教学普遍高于程序制度化,发现学术始终保持合作制度化,跨学科学术和转化学术因学科差异而处在不同的制度化程度,参与和扩展服务则始终无法突破结构制度化。在这些学术工作制度化过程中,回报递增机制、承诺递增机制和日益客观化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大学应该通过三种制度化机制合理调节各种学术工作的制度化程度,从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理性,最后上升到学术理性。

撤县设市政策变迁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启示——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撤县设市政策对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该政策经历了开启、调整、冻结和重启四个阶段。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发现,非对称性的县域经济权力发展需求决定了政策选择,而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和断裂平衡机制则对政策的延续、转折、中断和回归起到了关键作用。分析得出:该政策总体呈现出非线性的波动发展状态,环境、政策、行动者及其相互关系是影响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因。在现实面向中,该政策应汲取历史经验,把握政策变迁规律,通过合理控制行为与环境的冲突范围、持续保持政策与环境的匹配度、有效限制行为与政策的消极互动等措施,保证政策持续稳定有效。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规范化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应着力提升规范化水平,首先要根据党的规范性文件准确辨析这一命题的内在规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各级党组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而非事无巨细地领导本地区本单位的一切工作。根据党内法规,地方和农村党组织的“全面领导”是有限度的,企事业单位党委的领导主要是落实政治责任,通过发挥政治功能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某些基层党组织和党的领导机构因制度短板影响了党建责任的履行。对此,中央工作机关和各级党组织应充分发挥积极性,在不违反党章党规的前提下,创新制度设计,提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际效果。

组织互动与权力重塑--对计划经济时期上海街道联管组的制度分析

本研究基于档案资料,以20世纪60年代上海街道设置的生产生活联合管理组为案例,呈现街居这一行动主体在生产动员和日常管理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分析“条块”之间的边界摩擦。上海设立街道联管组的初衷是将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的社会群体纳入正式组织架构,使得基层的“社会性”服膺于国家的政治理性,但在实践过程中,街道联管组在行政上受制于条块关系,在功能上出现经济生产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的冲突,受限于不同主体的多元化激励结构,未能真正实现对“非单位人群”的有效组织和管理。本研究呈现了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管理的复杂性,在理解新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时,需要重视科层式的正式机构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进一步关注那些看似边缘的群体对正式制度和权力的限制与重塑过程。

如何科学地理解“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战略性的概念,可以将其定义为所有能够促进基于技术进步之上提高单位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讨论新质生产力必须要正确理解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避免“一刀切”,将新质生产力限制在特定发展领域,认为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决定论。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关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金融系统3个核心生产要素,同时通过推动制度型高水平开放、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打造开放的国际化人才体系,提供一个有效的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持环境。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研究——基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是促进高校选拔优质体育人才,为世界重大体育赛事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手段。运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政策进行解读与分析,发现其在政策效率、政策公平、政策问责以及政策适应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问题主要源于不同行动者在有限理性下形成不同的行动偏好和理性选择。因此,应坚持以教育公平为原则加以完善,促进最新政策的有效实施。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市场竞争新指标及中国因应

2023年世界银行正式发布了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新增“市场竞争”一级指标,引起全球各国关注。在国际经贸规则“实质公平化”发展和规则重构中提升我国话语权的双重背景下,聚焦“市场竞争”评估体系,重点探索新增指标所体现的立法导向,深入挖掘新指标的制度价值,对我国对标新指标优化营商环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市场竞争指标中国化作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契机和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应当及时妥当地实现本土化。在分析我国市场竞争制度体系建设的实践,以及对标对表新指标的“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可找出我国在市场竞争领域可能的失分点,从而为优化我国市场竞争营商环境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包括在战略层面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在制度层面完善市场竞争体制机制,在操作层面丰富监管工具提升竞争监管质量和效率。

我国产教融合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10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为深入了解目前我国产教融合开展情况,推动产教融合改革走深走实,对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2020年度“校企合作双百计划”的103个典型案例,从项目目标、实施状况、项目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全景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产教融合改革的特点是:人才培养是产教融合主要目标,高校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远高于企业,产教融合的合作类型多元化,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是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质量评价是产教融合持续改进的根本保障。针对部分产教融合项目偏离育人的根本目标、合作广度和深度不够以及缺乏质量监控与评价机制的问题,提出以目标为指引建立产教融合长效机制,以协同创新为基础构建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以多元多维为导向建立产教融合评价体系。

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的国际机制建设

孟中印缅次区域合作(BCIM)的国际机制从1999年产生到现在已有15年,从二轨的地区合作论坛上升为一轨的经济走廊是该机制取得的重要进展,但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制度化水平。其现有的优势是开放性和灵活性,但也面临着五个方面的问题,即模式选择、政策不确定性、缅甸问题、互联互通问题和国内整合难题。同时,根据现有国际机制理论的发展,选取有效性和合法性作为制度化水平的衡量标准较为合适。要实现制度化水平的提升,还需要了解四国对参与构建国际机制的态度。四国对BCIM合作机制的态度还存在差异,中、孟的态度较为明确,而印、缅的态度还不明确。当前BCIM国际机制面临的问题首先是要为区域合作设定明确的目标,现有的选项包括了次区域国际组织、自贸区模式和维持现有模式。此外,还需要根据国际机制所包含的要素进行仔细设计,其中包括国际机制的成员资格、国际机制的议题范围、国际机制的集中程度和国际机制的灵活性。

创新的制度化与中国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

高等教育创新制度化分析框架审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发现,影响校企合作制度化过程的因素是外部兼容性、内部兼容性、自利性收益、一般性收益和成本因素,对创新制度化最具贡献的合作形式是企业设置冠名学院、企业订单培养学生、合作开发课程、合作开发教材、企业培训教师、共建校企合作平台和开设顶岗实习。2016和2017年企业年报和高职院校数据的量化分析发现,部分校企合作形式有助于促进高职创新的制度化,特别是在提升制度化的广度方面有较大贡献。我国政府重金打造的示范校和骨干高职的确在校企合作制度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建议政府在以国家引领型配置主义政策治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同时,适当引入协作型协调主义治理方式,实现校企合作的制度化。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中国地级市的变迁

历史制度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的一种研究范式,它能够向我们清晰地展示制度的选择过程和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具有很强的解释功能。地级市的变迁过程透视着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变化轨迹,是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变化的一个缩影。本研究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考察中央与地方纵向权力的变化对地级市发展的影响,分析其变迁的历史规律,并为地级市的未来发展提出展望。

印度的G20战略与全球治理利益诉求

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第三届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直接指定G20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国际经济合作首要平台",这标志着G20机制化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推动了全球治理机制重心从G7向G20过渡的功能性转移。与民间舆论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印度官方的G20政策定位整体上扬,对于G20机制化建设议题的关注显著升温,但此后立场却在模糊与清晰之间徘徊,印度国内外因素的双层博弈是这一表现的根本原因。对于非正式性政府间论坛的不信任感以及相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使印度在参与G20机制化建设过程中秉持审慎态度。在印度的大国梦想及G20机制化建设战略背景之下,系统阐述印度国内外双层博弈机理以及印度的全球治理利益理念与诉求,对于中国G20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