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政治缓冲：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理性审视

由政治缓冲功能为主日益向政治控制功能为主转变是当代中国信访制度功能变迁的核心线索,中国体制转轨与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预期后果与非预期后果共同导致了信访制度的功能变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信访制度的功能应该有科学合理的重新定位,以信息传递与权力监督为主的政治缓冲功能将成为信访制度的核心功能,回归政治缓冲功能是当前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的理性选择。

难以承受之重——论审判权在涉诉信访中的限度

在汹涌的信访不信法的信访潮冲击和"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审判权的限度常因满足个别信访者的非分要求而屡遭突破。现行涉诉信访机制在功能上的错位,让审判权承载了难以承受的使命和过份的期望,结果是不但分内事做不太好,分外事做得更不好。根据涉诉信访的本质特征,以法治化、理性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涉诉信访机制,使其符合审判权限度的要求。

信访研究:两个既有主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既有信访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行为与制度两个主题。行为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关注的是上访民众的上访行为过程或上访民众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互动过程,重在揭示民众上访行为逻辑或与信访有关的国家权力运作机制。制度主题下的信访研究则旨在通过对信访制度及其设计的规范分析,提供解决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的改革设想。基于对这两个主题下既有研究的回顾与讨论,本文提出,信访研究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是以与信访制度实施有关的国家机构的运作过程为切入点,对信访制度实施过程做经验的分析。

民主与法治之间:信访的多维解读与多重建构

信访制度是我国当今迫切需要完善的民主法律制度。在主体间性理论范式下,信访制度反映了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中的多重复杂关系。在关系理论之下,可以重构信访制度的功能、角色以及权力结构。信访制度对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组织创新、权力重组与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的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法治视野下对信访受理范围的再思考

救济类信访受理范围的任意扩大是信访功能异化的原因之一。促进信访制度功能回归是实现信访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功能回归也必须从信访受理范围的调整入手,而关键是实现救济类信访和非救济类信访分类受理。救济类信访事项的受理主体仅限行政机关,并且只有针对行政失当行为提起救济的事项属于信访受理范围。

完善信访制度的宪政之维

监察专员制度与信访制度在功能以及运作程序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方面并不等同。尽管如此,为了完善信访制度,仍有必要借鉴监察专员制度的有益经验。应确立信访机构的独立的宪法地位,进一步明晰其管辖范围,从而将我国的信访制度发展成为国家人权机构。

信访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一个悖论及其解释

信访制度的一项重要政治功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然而由于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大量增加,加之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使得这一制度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信访制度的这一悖论有其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根源。要真正发挥信访制度的政治功能,必须根据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社会目标从根本上改革并完善信访制度。

简论信访制度功能的改进路径——以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为讨论中心

信访制度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其所承载的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与权利救济功能不能截然分开,中央和省(市)级信访工作应以公民意见表达为中心,基层信访工作应以纠纷解决(公民权利救济)为中心。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而非这一功能本身,是造成目前信访困境的根本原因;为保障人们的合法权益,化解目前的信访困境,对信访制度纠纷解决功能的实现机制进行法治化改造或许是改良信访制度的可能路径。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对策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具有悠久历史源渊和社会基础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改的深入发展,利益关系和社会格局的不断调整,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人们的民主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从而导致信访高峰、信访寻租等现象的发生。只有将信访制度改革与整个社会现行制度体系结合起来,信访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从而走出信访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境。

信访制度改革不应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

强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不是信访制度设计的初衷,不利于法治国家的构建,也与国家权利救济机制建设思路不符合。信访制度改革不在于强化其权利救济功能,而在于规范现有制度,探索制度创新。

探寻信访与法治的可能路径

“信访洪峰”是我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滞后、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构架滞后的集中体现。信访制度改革应同整个宏观体制改革结合起来,从我国实际出发,以法治为核心实行渐进性的制度创新。文章在分析信访制度性质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信访制度的功能应定位在利益表达、纠纷化解和权利救济上,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重整信访的组织体系和权力结构,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回归民主化轨道:信访制度的政治化及其制度重构

信访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呈现出一套体制内的监督模式。在传统信访模式难以为继的同时,信访制度的存废受到人们的争议,需要从理论上探寻信访制度存在与发展的文化根源和法理基础,从而整合现存问题以实现制度重构。伴随社会转型,信访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传递消息到以民主为重点的稳定社会、影响政策的转变。民主化是时代的潮流,让信访制度顺应时代发展轨道,在化解信访制度面临困境的同时对其进行制度化重构,以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信访制度功能定位探析

信访制度功能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既涉及信访制度在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中的位置,也涉及信访具体流程建构。应当变"市场"思维为"网络"思维,充分考虑到权利救济已经成为信访制度"不能承受之重"的现实情况,正确、稳定、清晰的完成信访制度功能定位。社会缺少引导集体理性、提升信任的润滑剂制度,国家机体缺少输送正能量的传送带制度,信访制度的特点决定其承担这些功能最为恰当。信访制度功能是多重的,独特功能是润滑剂和传送带功能,其在纠纷化解制度中属于基础制度,与其他制度有机配合,能够发挥国家机体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法治语境下的“信访不信法”现象研究

"信访不信法"是我国从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产生是由于人治思想的深刻影响和现有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所导致的。在制度缺陷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则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不健全,导致法律救济失灵,二则信访制度本身在发展中的功能嬗变错位,导致信访救济功能异化。化解"信访不信法"现象,应当在遵循改革信访制度,矫正信访功能这一基本理念下,从观念上引导公民由人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从制度上促进纠纷向法律救济渠道分流。

信访的法制功能新探

国务院《信访条例》出台以后,《信访法》的起草和制定成为信访制度法制化的进一步目标,明确信访制度在我国法秩序中的准确功能是立法的关键性工作之一。现行信访制度兼有监督功能和权利救济功能,但是作为制度设计,必然有所偏重,其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对行政权的民主监控。

改革发展形势下高校信访的若干问题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和高校内部改革的不断深化 ,高校信访工作面临新的局面。要做好新形势下高校信访工作 ,必须树立六种观念 :稳定观念、群众观念、政治观念、信息观念、法制观念、时效观念。

“安全阀”如何保安全——对信访制度的思考

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信访制度在党和政府沟通人民群众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种新的社会问题的涌现,信访制度逐渐演变为一种权利救治的制度。虽然目前信访制度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目标有矛盾之处,但仍有其存在的价值,问题在于如何促使其向规范化方向发展。

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其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需要对其承担的实际功能有全面认知和有效替代,目前几种典型认识都未能如此。信访制度始终存在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两种取向,当前社会治理取向凸显,它体现为三大功能: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功能、法律和政策协商功能、社会剩余事务兜底功能。在纠纷解决方面,信访制度解决了不少不适法的纠纷;在法律和政策协商方面,信访制度容纳了不少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类型化诉求,在模糊地带促进了规则的形成和优化。在社会剩余事务方面,信访制度的兜底容纳和综合处理,疏导了社会情绪,缓解了科层体系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信访制度法治化,主要是民众信访行为和信访工作机制的法治化,其改革应当适度区分法治工作与群众工作的双重属性,并从一些具体方面着力。

涉诉信访的“问题化”逻辑与治理之道

涉诉信访在当下中国俨然已经成为关涉政治大局、社会稳定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广泛地视为一种严峻的社会危机而予以"问题化",并因此成为全社会的攻关对象。但是,直观地将涉诉信访问题看作主要是司法部门自身问题产物的观点是不周延的,也不利于寻求有效的对策以应对之。对涉诉信访问题的成因应采取系统论的分析进路,在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国家机构系统化处理社会纠纷流程的实证分析中去发现涉诉信访问题的真相:信访问题不过是弱势群体民生困境的制度性反射。因此,应以制度创新和综合治理应对涉诉信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