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产品确权的体系批判

目前关于数据确权流行一种理论主张,即为具象化的数据产品创设财产权保护,以填补现行财产权制度的“漏洞”。新型财产权的建构须受现行财产权体系的制约,不应有体系上的矛盾。现行法律体系(尤其是知识产权法)足以妥当保护数据产品利益,数据产品确权并无必要。未能在现行财产权体系中获得保护的数据产品,实乃知识产权法基于公共领域原则所作的刻意留白,而非法律漏洞。数据产品确权论没有透彻把握现行财产权体系的意义脉络,其倡议的数据产品财产权不仅会侵占公共知识领域,违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会对现行财产权体系造成破坏性的重叠保护,架空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机制,实不可取。

中国科技论文首发权出境原因、影响及对策

中国科技论文出境发表流失首发权,主要因为中国科学缺少世界科学编制权、缺乏评价标准制定权、境外期刊为趋利抢夺科技论文首发权、科学管理沿袭“唯论文”的评价机制、缺少国内发表论文平台5个原因。这造成限制科技论文使用权和传播权、流失中国学术优先权和话语权、反制中国科技和经济发展、拆解科学使命等4种不良影响。为此,提出论文专利化、认定学术价值及构建保存路径回归科技论文首发权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保护科技论文首发权和传播权、建设科技自立强国提供启发。

农业知识产权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战略已上升成为国家战略,农业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保障农业科技进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但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功能并未完全发挥出来,其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尚不突出,对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尚未形成。新公共服务理论为审视和完善农业知识产权制度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遵循新公共服务理念,能够将对创新性涉农智力成果的保护建立在确认农业知识产权人的专有权利与平衡社会利益的基础上,并通过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利用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完善,实现专有权利保护和社会利益平衡的充分结合。

CBD与TRIPs协议冲突视野下公知中药配方的知识产权保护

发达国家打着"公共知识"旗号,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公知中药配方,生物海盗活动日益猖獗。以我国为代表的资源国,呼吁遵照CBD的相关规定,对公知中药配方等传统知识享有主权权利,主张信息披露、共同研发与利益分享。发达国家则坚持在现有专利框架内予以解决,称公知中药配方新颖性丧失,与TRIPs协议的"三性"不符,不具可专利性。学界对此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仍无定论。我国宜借鉴域外相关国家已在此领域积累的诸多经验,通过国家所有权制度赋予国家知识产权权利主体资格,对公知中药配方专利授予奉行"四要件说",创设以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主要内容的创作专用权,力争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掌控中医药国际立法的话语权,为公知中药配方进军国际市场保驾护航。

《民法典》对产权保护的完善与发展

《民法典》的颁行是落实“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举措。保护产权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产权保护的范围不仅包括保护物权、债权、股权,也包括知识产权及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为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作出了贡献:一方面,改进了产权保护制度的规则,对产权确权、产权流转、产权分配、产权利用、产权救济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制度安排;另一方面,深化了产权保护制度的原则,同时丰富了这些原则的涵义。作为产权保护核心原则的公平原则应当包含主体之间、代与代之间、历史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公平价值。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需要以《民法典》为中心。从实践逻辑出发,健全新时代科学的产权保护制度,应当重点关注完善经营性资产产权保护、民生性资产产权保护、资源性资产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数字财产权保护。

新《环境保护法》背景下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研究

新《环境保护法》施行以后,环境公益诉讼仍然陷入起诉率低、环保法庭"无案可审"的尴尬处境。环境公益诉讼的现实困境主要在于环保组织提起诉讼的意愿不高、缺乏有效的资金保障以及相关主体的参与能力不足。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落实不理想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缺乏与其配套与衔接的激励机制。因此,必须以激励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多种方式与手段,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利益引导机制,加强环境公益诉讼的资金保障机制,提升环境公益诉讼中多元主体的参与能力。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

文章分析了Trips协议下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及面临的挑战。从知识产权保护的经济分析、私权与公益的博弈、同质与异构的调和中明确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度,并提出完善的建议,主张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应兼顾本国社会发展水平与国际统一保护标准。

“公共利益”视角下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正当性反思

知识产权领域中,公共利益的定位应当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并且与私权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应当考虑的包括,以解释学方法为基础并进行类型化探索,再通过反向界定排除政府利益及商业利益,同时严格遵循法律设定的程序规则。澄清知识产权公共产品属性的误读,强调当前行政执法保护的对象是私益而非公共利益,否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保护的正当性。

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保护

知识产权的公共领域是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具有保护的法理学根据,但人们却常常忽略了对它的保护。在知识产权日益膨胀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公有资源被个人所垄断,发达国家也多利用知识产权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掠夺其丰富的非物质财富。公共领域面临的现实危机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保护,以保证知识产权创造的源泉。

驱动创新发展战略背景下的我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研究

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改善知识产权维权机制,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能力,是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应有之义。本文通过梳理我国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的现状和不足后认为,应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的顶层设计,逐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产权保险为主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完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法律规范;针对我国知识产权现状,有重点地推进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传统文化产权视野下的公有领域刍议

实践中发生的传统文化资源纠纷案件对知识产权法上的公有领域理论提出了挑战,将知识产权法中的公有领域理论直接套用到传统文化资源纠纷中,并不能厘清其中的权利义务关系。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丰富,知识成果产权客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有必要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公有领域"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的阐释。笔者从词源考证和历史溯源两个方面对"公有领域"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的界定,提出了公有领域的三种生成方式,包括基于自然法理念产生的公有领域、基于实证法规定而产生的公有领域以及基于特定事实而产生的公有领域,三种公有领域的效力等级依次为基于特定事实产生的公有领域优先于基于实证法规定产生的公有领域,优于基于自然法理念而产生的公有领域。这样的界定希望能够为解决实践中发生传统文化资源的纠纷案件提供些许借鉴思路。

知识产权公益保护之路径选择——基于司法保护的视角

知识产权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蕴含了公益与私益的协调与平衡。然而,私益与公益之间内在的张力却不断冲破这种和谐的平衡态势,公共利益正遭受着严峻考验。面对知识产权公共利益受损情形,传统的司法保护无法提供有效救济,可行的办法之一是架构起一种全新的诉讼机制——知识产权公益诉讼机制,以达到维护知识产权公共利益之目的。

公益诉讼与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新思路

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是争议的焦点问题。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法律保护主要有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体系。其中国内法涉及宪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等。在我国,确立传统知识法律保护体系的第一步是首先要明确对传统知识保护的对象所蕴含的利益关系究竟是什么,进而全方位地确定保护传统知识的法律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拓宽保护之路。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不仅规避了传统知识产权主体界定不明的争议,还可以有效遏制开放获取的产权制度,维护公共利益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的完整性。

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着多种利益冲突,其中最突出的是权利所有人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以协调这些冲突,这样既可以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又可以维护国内公正和国际公正。

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与公权规制的利益平衡

知识产权由于客体的非物质性特征,呈现出与所有权不同的属性,其在私权领域内的非理性扩张影响了社会的公共利益,有悖于权利保护的初衷。为了防止私权的过度泛滥,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采取了相应的规制措施。建议通过权利主体、政府部门以及行业组织三者的共同努力,协调好知识产权私权保护与公权规制之间的平衡问题,以期促进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关于公安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若干思考

公安科技管理部门在科技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和应用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如对知识产权的主体(即应该由谁来享有知识产权)的认识不清晰;对知识产权的申请目标定位不准确;不能享有或参与分配知识产权的收益。因此,亟需对此从思想根源、法律意识、实际操作等方面加以解决。要明确公安创新知识产权主体;明确公安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权利;明确公安科技创新知识产权的收益分配;建立公安科研创新收益的长效激励机制,从而推动公安科技的管理与创新。

微信公众平台的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目的/意义]研究微信公众平台信息资源共享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提出正确处理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方法。[方法/过程]基于《2015年微信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的数据,分析微信公众平台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概述微信公众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类型与成因。[结果/结论]微信公众号中,商标权及著作权的侵权问题是影响资源共享的主要方面。为维持微信平台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平衡,应完善微信平台运营规则、改进微信公众号中资源共享技术、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监督组织。

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博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应然发展趋势

知识产权私权化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促进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的需要及必然结果。然而,知识产权私权化的不合理扩张和异化则可能导致知识创造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社会权利体系中表现为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博弈。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这种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博弈已经日趋激烈。

关于民间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思考

民间非物质文化成果作为一种特殊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成果,理应纳入知识产权保护范畴,但目前在我国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中尚缺乏对其进行保护的相关规定,使一些优秀的民间非物质文化因缺乏有力的法律保护而遭到了不适当的开发,许多独有的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国外等等。因此,对民间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已是刻不容缓。本文着重对民间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权利性质以及独创性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对民间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提了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