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宣传教育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探析

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不仅是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需要,更是推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创新,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正确履行职责使命的需要。新形势下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四史”宣传教育,要重视内容建设,开展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工作思维方式;还要与时俱进,主动适应移动互联网时代。

From ＂tianxia＂ （all under heaven） to ＂the world＂： changes in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conceptions of human society

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了彷徨的探索进程。

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边《作为认知中国的一种重要知识性空间,对于理解历史与当下中国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当下的中国叙述存在着一种'两难':一方面,存在着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形成了对于中国空间结构的古代与近现代认知框架,如何形成中原与地方、古代与近现代的整合性认知,是我们理解中国的关键所在。基于为中国历史空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构筑整体叙事框架的可能与尝试,'边《思想史'作为一种非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上的诸族群的治理政策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一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着重关注的是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生成的内部关系逻辑及其网络。本文就'边疆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作出了初步的叙述尝试。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民国宗教“入世达变”问题研究

民国时期 ,中国社会处于明显的转型阶段 ,如何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 ,成为社会各阶层有识之士的共同命题。一些宗教界人士也积极吸纳新文化、新思想、新事物而“入世达变”,促进了宗教事业的革新与发展。

再论历史流传物——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论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上的意义

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国百年乡村建设思想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接续了百年来乡村建设思想的脉络,赋写了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史的新篇章;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创立了合乎中国新时代要求的乡村建设理论;承接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期盼。

浅议“毛泽东时代”思想史的书写问题

"毛泽东时代思想史"在时限上是指1938年至1976年间的历史,其性质是这一时段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史。在很大程度上,在中国大陆,"毛泽东时代思想史"涵盖了"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主要内容。

李安宅: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

李安宅是处于大变动时代的近代中国一个特立独行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人生与学术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尚未得到学界充分认识。李安宅研究近些年来得到了较快推进,逐渐走向全面深入。未来还需要从人生史、心灵史、社会史、学科史等角度切入,以更深刻认识李安宅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

试述傅作义的军事思想

傅作义作为我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 ,在 40多年的军事生涯中 ,形成了丰富而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以兵为本是他军队建设的立足点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他军队建设的主线 ;根据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战略战术是他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军事思想的指导下 ,傅作义领导和参与领导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忻口会战 ,五原大捷等一系列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役。为粉碎日本侵略者“西进北犯”

“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述论——以明末至晚清为中心

明末至晚清,“洋译华述”的译书方式,在西学东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经历了明末的肇始期、墨海书馆发展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和广学会的繁盛期。直至近代中国华人翻译人才的大量涌现才终结。在与华人的合作译介过程中,传教士不可避免地竭力渗透基督教思想。但是,大量西书的译介仍然有效地传播了西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政治文化和民主的本土基础——中国现代思想家的一些思路

政治文化涉及“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范畴;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双重要求。在如何培育民主的政治文化、加强民主的本土基础方面,包括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内的不少中国现代思想家们提出的一些思路为我们今天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背景和启发。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思想史语境里的他者形象研究——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中国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从"他者形象塑造"研究模式起步,发展到目前从跨文化传播角度,探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里东方主义话语的研究策略,更进一步的研究思路或可体现为思想史语境的他者形象阐释路径。将他者形象问题置于思想史视野中,可以拓展异域形象阐释的学术思想空间,揭示他者形象产生传播过程中的思想意义。作为具有高度学术责任感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应该将之与中国"国家形象"的自塑运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反思传统研究路径,从形象学研究的问题点出发,以跨学科、语境式的思想史分析策略,呈示有益于当下人生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借鉴意义,是一件极有价值的事情。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边疆知识、区域分类与中国叙述——“拉铁摩尔逻辑”与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及超越

近代中国经历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传统的边疆知识也呈现新的图景,而在这过程中,基于外部地缘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影响,边疆地域也日渐得以划分,逐步形成东北、蒙古、新疆(西域)和藏区四大陆地边疆类型及其知识空间,并延续至今,成为构筑当代中国整体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叙述框架的形成,既有中国内部的动力,又受到域外研究者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形成的分析逻辑,他对于中国边疆的整体性叙述,促进了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当今中国边疆区域的基本分类和解释模式。文章就拉铁摩尔的分析路径入手,结合当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及政局动向,揭示特定区域以及族群历史纵向阐释在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生成过程中的意义,探寻当代超越"拉铁摩尔逻辑"并确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边疆思想史"框架的现实基础与可能。

刘献廷《左传快评》新探

《左传快评》的作者是否为刘献廷,学界迄今无定论,且正反双方均无法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直接证据,遂令此事成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本文首先通过稽考刘献廷生平讲学与著述情况,从外证方面论定,署名为刘继庄的《离骚经讲录》《乐府笺题》与《左传快评》,均为刘献廷佚作。其次,比较《左传快评》与刘献廷《广阳杂记》《离骚经讲录》《乐府笺题》诸书,实乃同出一人。最后,利用国内外藏本与著录情况,钩考《左传快评》一书在国内外的流传情况,说明其不仅在清代教育与学术方面,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上,都产生过实际影响。

实事求是的思想史渊源及其创造性提升

实事求是,作为影响深远的治经方法、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思想史中早已存在,并随着时间演进和思想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把这一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造,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和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