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弱协强”何以成功?——基于“程序-认知”框架的案例研究

新世纪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迈向“合作治理”的时代,然而合作不是自动发生的。在强制型合作背景下,弱势能部门采取哪些策略建立内部合法性,推动强势能部门“真诚合作”,现有文献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并深入探究具体的实现策略。因此,整合合作治理研究中相对割裂的政治学和组织管理的两种路径,将程序和认知这两种独立的路径整合为理解内部合法性的两个不同层面,从而构建起弱势能部门建立内部合法性的“程序—认知”分析框架,进而以X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政策的跨部门合作作为典型个案,探讨弱势能部门推动强势能部门合作过程中获取内部合法性的策略。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纵向权威、社会需求可以为弱势能部门带来较强的外部合法性,而内部合法性的建设则需经历对话参与、协商谈判和承诺协议等三重程序阶段,同时伴随共享认识、理解信任和内生认同三重认知层面的层层生发才得以实现。在“以弱协强”这一约束性情境中奏效的策略,将在约束条件放松或其他支持性条件下获得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行政区交界地区趋利型府际协作何以可能?——基于交界地带产业协同发展案例的过程追踪

通过横向府际协作解决跨域公共事务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的热点。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了在省、市场域下通过协作助推共同发展的治理议题,对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特征和效用探讨较少。本文在回顾交界地区竞合关系和事实型府际协作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分析框架探讨趋利型府际协作的发生逻辑。本文选取了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框架下彭什川芎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跨域趋利型府际协作案例,对协作过程进行了深描和回顾。微观情境下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呈现嵌套推进而非单一线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协作历史和现有制度形塑的协作愿景受到了议题领域属性的制约,经由政策学习与政治势能嵌入的纵向赋权和协作机制创新的横向增能,最终将实现协作绩效的持续产出和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良性运转。本文通过对行政区交界地区横向府际协作案例的回顾,对趋利型府际协作的运作过程进行了检视,探讨了微观情境下行政区交界地区府际协作的可行路径。

社区老年教育协同治理的现实与理性思考——兼论成都市民族互嵌社区老年教育协同治理

社区老年教育是应对规模庞大、增速迅猛的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式。社区老年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只有整合社区内外不同部门、不同主体,才能形成跨区域、跨层级、全社会合作共育共治共享的社区教育生态图景,从源头上破解当前我国社区老年教育的碎片化、短缺化、低效化和重复化的现状。社区老年教育的协同治理不仅是社会治理的使然、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是教育正义的本质体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载体,其特点具有多主体性、共生性、共享性和跨域性。应以政策立法推动协同治理,以协同治理创新社区老年教育机制,以协同治理丰富教育内容与方式,以协同治理打造更加公平、包容的社区老年教育场景。

黄河流域水环境府际横向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府际横向协同治理贯穿黄河流域水环境治理的全局,是实现水环境保护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必要手段。但黄河流域水环境府际横向协同治理机制尚存在法律条文的实践操作性不强、府际协同共识难以达成、府际协同决策难以及府际协同执行难等不足。为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可从加强法律条文的实践操作性、整合黄河流域府际协同治理的目标、优化信息共享的综合决策平台以及强化黄河流域府际协同监督工作等方面推进流域水环境府际协同治理。

数据何以赋能水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

条块分割难以跨部门协同是长期困扰公共行政的难题。解决此问题的既有思路多着眼于行政体制改革和流程再造。近年来,随着数据资源、数据技术与行政实务的深度融合,在不改变部门职能分工与权责边界的情况下,通过数据赋能提升跨部门协同治理能力成为值得关注的实务现象,从理论上深入挖掘和凝练数据赋能跨部门协同的运行机制显得尤为必要。在“互联网+河长制”的实践中,数据赋能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界面治理类型的“工具—对象”界面框架。其中,数据公开增强了基层对问题的判断与处置权力,压实了属地责任;数据集成提高了协调部门的话语权,以信息为基础,精准落实了责任主体;数据留痕借领导之权落实弱势部门之权,压实了条线部门责任。具备“赋权”和“确责”治理功能的数据通过降低权力位阶差距和形成“分流治理”格局,促进了上下统一与横向整合,进而推进了水环境跨部门协同治理。

IT能力、渠道治理与企业间协作

以交易成本理论为逻辑主线,结合交易成本理论的新观点,建立研究模型与假设,通过实地调查收集288份中国制造企业的调研数据,探讨了制造商的IT能力对其渠道治理方式以及企业间协作的影响。共检验6个假设,均得到实证分析结果的支持。另外,做了两个事后检验,观察渠道治理的中介作用和IT能力影响制造商采用合同治理和关系型治理的差异性。得到:①IT能力有助于企业加强渠道治理,既能强化企业的合同治理,也能强化企业的关系型治理;②IT能力通过强化企业对渠道的治理能够加强企业间协作,促使企业更多地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制定计划、共同解决问题;③IT能力对合同治理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关系型治理的促进作用。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协调机制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具有跨地域性特点,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利益主体众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容易引发府际冲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如何有效解决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问题,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以及府际治理的重要方向。府际合作能够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发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以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为研究对象,分析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横向府际冲突协调,对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环境空间视域下自然保护地省际协作保护机制之证成与构造

完善自然保护地法律法规体系,为我国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法治保障,既包括制定《自然保护地法》等专门立法,也包括修改完善既有的自然保护地立法。我国现行的自然保护地立法存在规范体系性缺失、制度衔接性缺漏、立法效力不强等内生不足,症结在于现行自然保护地立法缺乏系统性与整体性考量,亟待引入空间视角、创设空间治理机制。大尺度环境问题对空间治理的现实需求、生态学创新的理论指引、自然保护地建设与管理政策目标的法律表达,综合提出了创设自然保护地省际协作保护机制的需求。可以从在自然保护地立法中引入自然生态空间概念,选择自然保护地立法中采取概括规定+专项机制立法模式,并厘清自然保护地省际协作保护机制的立法重点等方面,系统构建自然保护地省际协作保护法律机制。

府际合作视域下区域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城市群政府间生态补偿是困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鉴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府际生态补偿受到相关法律制度、传统闭合行政模式以及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但是经济一体化、生态协同治理、惠民效应等因素又继续形成动力,客观上要求引入府际合作理论以破解跨区域生态补偿难题。结合中国政治行政体制特点,提出府际生态利益结构再造,政务信息共享,探索生态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投融资体制并引入社会制约力量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实现府际生态经济的共赢。

面向智慧服务的政务信息协同结构城际差异分析

[目的/意义]为实现政务智慧服务建设,各市政府力求解决部门间的信息孤岛问题,但各市政府智慧服务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全国智慧服务一体化建设难以实现。通过信息协同结构城际差异的对比分析,可揭示政务服务信息协同网络建设的规律特征,并进一步探知信息协同建设轨迹及智慧化路径。[方法/过程]通过选取智慧服务建设对比鲜明的两个城市为案例,依据现有服务流程构建信息协同网络,基于复杂网络分析中的度、中心性等分析指标,深入对比两市信息协同结构及特征差异。[结果/结论]发现政府智慧服务的核心主体类别具有较高相似度,信息协同建设具有一定规律可循,但各市节点度值差距悬殊,层次结构也有较大差异,主要为协同信息量及协同渠道丰富度两方面差距。基于对信息协同结构及特征的对比分析,可窥见政务信息协同建设的发展状态,为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测度及政务信息协同结构优化提供参考。

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外围”模式与府际合作径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当前户籍改革的城市单元模式将大小城市的功能孤立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即中等城市的衔接作用。如何突破城市单元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地理空间上寻找一个新的场域以充分发挥中等城市的纽带功能,进而实现不同规模城市的并力共持,成为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的关键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而构建的"中心—外围"模式,强调以城市群为依托,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阴影之幕"来推进跨省户籍改革,当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也为该模式之践行提供了宏观背景与微观叙事两个层面的天然场域。以"中心—外围"模式推进跨省户籍改革需要构建三维府际合作机制,即城市群内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中央政府省际统筹机制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机制。

生物技术中小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政府R&D支持与企业合作的视角

尽管生物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广泛重视,但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在不利于生物技术发展的环境中,影响生物技术创新绩效的因素。以我国生物技术中小企业2008—2010年的调研数据为例,文章研究政府R&D支持与企业合作对生物技术创新产出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生物技术中小企业与上游单位的合作对其创新产出具有重要作用,与国外公司合作产生的影响大于与国内公司合作产生的影响。通过促进企业内部R&D活动以及与国内上下游企业的合作,政府以项目资金的方式,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的创新。文章研究发现,政府R&D资金支持,与国外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以及与下游企业的合作均对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的创新产生重要作用。

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反思与新探

对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既是对其政策属性的界定,直接影响其政策效能认知与优化路径选择;也是理论研究的元问题。已有成果在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视野下,将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界定为区域援助、财政转移支付、政治馈赠、府际合作政策,为界定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属性提供了重要视角和理论借鉴,但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和理论创新的空间。从国家治理全局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目标诉求在于国家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全面整合。中央高位推动下的省际跨域协作治理,是这一整合政策运行的基本特征。因而,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可视为一项省际跨域协作治理型、支援方与受援方双向互动互构式的国家整合政策。

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网络结构研究:来自京津冀和长三角的数据

城市群内部各主体之间及其与外部地区之间的共生关系网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扩散和蔓延提供了条件。文章以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两个跨省城市群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QAP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平时”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公共卫生治理的府际协作关系网络发育不足;(2)呈现出纵向机制嵌入下的双层协作结构;(3)地理邻接性、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行政层级差异等对协作关系建立有显著影响;(4)上级权威与关系网络的动态组合影响协作机制选择;(5)区域发展战略与已有合作组织网络塑造网络结构。因此,在“平战结合”思想指导下,应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多种形式协作;调整优化网络结构,发挥中心城市核心作用。

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频发、PM_(2.5)浓度超标问题成为近年来我国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首要的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当前我国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的生态补偿机制缺失,在补偿对象与标准、补偿方式、主客体利益平衡、补偿意愿对称、资金审计和责任约束等方面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在区域性雾霾协同治理中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时,需要从顶层设计的宏观视角建立雾霾协同治理"区域一体化"的府际协作运行系统,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环境,建立稳定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拓展和完善生态补偿方式,准确界定补偿的主、客体关系并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使生态补偿政策与制度得民心顺民意,真正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双赢共进。

以自助终端实现跨省通办:优化政务服务的新探索——以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创新模式为例

在国务院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背景下,集成于自助终端的跨省通办成为一些地区优化业务模式的新探索,呈现出对应互送型、对应搭建型、吸纳输送型和吸纳搭建型四种建设模式。通用自助终端在提供高效便捷的自助服务的同时,实现数据共享和标准一致,提升跨区域通办协同能力,并充分节约行政成本。京津冀地区通过建立“对应互送型”跨省通办合作机制,实现自助终端的跨省互派互建,显著提升了跨区政务合作成效和服务水平,让企业和公众获益,为最终实现全国政务一网通办积累了经验。

区域环境污染府际协作治理的法经济学分析——以京津冀散乱污企业治理为例

由于环境这一公共物品所具有的外部效应,地方政府在协作处理环境污染问题时往往会陷入自身"私益"与区域"公益"之间的矛盾,导致"集体行动困境"与"公地悲剧"的出现。为了化解这一矛盾,运用法经济学和运筹学的方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对该地区所存在的3种不同需求类型城市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博弈过程进行模型化分析。同时基于激励相容原理,通过对模型中不同需求的城市分别实施正向的经济激励或反向的政策约束,最终实现地方政府利益的平衡以及区域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并由此构建出一套用于解决当前京津冀散乱污企业治理问题的府际协作制度。

社会多元协同治理的构建原则及其实现路径探析

社会结构性调整和社会转型的推进,需要党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参与。在利用国家顶层设计,做好重要战略部署,集中国家政治存量的基础上,也需要注重基层治理经验,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民主增量,使整个社会以增存量平衡增长的方式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府间数字化合作的“共识”与“落实”——一个基于复合网络的解释性框架

区域治理理论多聚焦于府际合作共识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府际合作的落实行动与场景。地方政府间数字化合作充分体现了多类型和多通道的合作特征,为理论拓展提供了现实场景。本研究将府际合作网络进一步区分为架构与流动两个关系属性,并将其引入府际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模型,构建复合网络的解释性框架。基于此,文章选择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中“跨省通办”改革实践为观察对象,识别其中“架构+流动”机制的现实表现与属性特征,并结合细化后的府际合作理论框架,重新诠释其“共识+落实”的合作网络机理。

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与政府部门间合作过程--两个城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案例分析

政府部门间合作是如何运转的?为何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部门间合作强度不同?已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任务因素、科层制如何参与合作过程的塑造。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法对两个城市医保支付改革过程中的政府部门间合作进行分析,从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合作价值三个维度揭示合作过程的共性与差异。研究发现:(1)任务特征感知、科层借势、合作价值共同塑造了部门间合作的异同;(2)不同变量对合作过程的不同阶段或维度有不同影响,任务特征感知对于合作启动、科层借势对于合作深化、合作价值对于合作持续有更加明显影响。本文有助于理解合作过程的阶段性和多种可能性,并深化对组织间关系的任务与科层嵌入性的理解,展示组织间合作与科层组织的相互依赖而非替代关系。在实践上,应注意合作程度与任务需要的匹配性,适时强化、维持或者淡化甚至终结合作,利用现有部门基础、合作基础并避免过度“撮合”合作。合作过程可以反过来影响任务感知与科层地位,这种政策反馈可以在今后研究中继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