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束视角下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补正、型构与平衡——基于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的制度解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阐释体育赛事转播权数据财产权说的证成及不足,对引入权利束理论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功能展开路径进行学理分析。研究发现,数据财产权说为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属界定、请求权基础规范的确定提供了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忽略了新《体育法》第52条第2款所规定的体育赛事转播权存在多个主体的可能;未能实现对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可能加剧体育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数据的绝对垄断和独占。对此,权利束理论作为分析方法,能够解释体育赛事转播链条上多元主体权利交织的现象,更弹性地认识和描述不同的权利主张,阐明权利冲突后价值顺位的确定依据。同时,鉴于体育赛事转播权利束存在束点,且具备财产权的利益性、享有性和排他性,因而权利束的功能展开具备可行性。据此,探索其功能展开路径:弥合既有研究成果与新《体育法》相关条款的脱节;厘清体育赛事转播权的积极权能构造;实现体育赛事转播权链条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衡平。

论互联网平台信息权力的竞争风险治理

信息权力是数据权力的本质,对市场秩序与公众控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信息权力也是互联网平台的核心权力,是因信息集中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权力形式。其中,信息的排他性、学习效应与网络效应属于影响市场竞争的因素。互联网平台滥用信息权力,将产生经营者集中、排他行为与价格歧视等现象,涉及经营者集中、横向联合行为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三个方面的竞争法适用问题,域外各国也对此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我国竞争法也需在立法与执法等多方面进行应对。一方面,竞争法应当对相关规则进行适当改造,重构相关市场的界定机制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规则,并扩展竞争法规制信息权力的思路。另一方面,规制互联网平台的信息权力,还需要兼顾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与算法技术发展等多方的利益。

冷战时期印尼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分析:基于卫生外交视角

冷战时期,印尼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是其卫生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关研究却不多。本文通过分析已解密的历史档案发现,冷战时期印尼为了遏制传染病的流行,通过卫生外交积极地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国际合作,以缓解其天花、疟疾等卫生治理的压力。同时,印尼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成为其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通过对冷战时期印尼在世界卫生组织活动的深入探讨,既可分析冷战时期印尼对外政策的又一面向,又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印尼卫生外交中的历史传承,以窥探其政策取向。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涉及共益债务的思考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待履行合同的解除权,该规定仅在合同的类型上对解除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并未对管理人行使权利应考量的因素或原则进行规定。但基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或价值追求,管理人在行使该权利时应在破产财产最大化原则下兼顾公平原则,并综合考量合同履行情况及解除的法律效果。同时,对于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或解除待履行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性质认定,学理和司法实践中亦存有不同意见。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转换的有效性研究——基于价格引导关系视角

以成交量最大、持仓量最大、成交量持仓量之一最大、成交量持仓量共同最大作为判别标准,研究四种标准的主力合约转换日的差异性和有效性。对沪深300股指期货20次主力合约的实证分析表明:成交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日和持仓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日相同的有5次;成交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日与持仓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日不同的有15次;持仓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比成交量最大确定的主力合约转换具有更强的有效性。

分权化改革对信用秩序的影响:一个转轨经济的视角

文章尝试采用演进主义的视角,从转轨经济改革过程中分权化的角度分析信用秩序。分权化改革,使政府作用结构发生了变异,地方利益的独立化及其与中央的博弈对金融资源的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影响,信用格局分化为三元结构。与此同时,信用秩序的演进分别呈现“权力分配秩序———权力博弈秩序———市场竞争秩序”的特征,市场竞争下的信用秩序形成依赖于政府行为准则的确立。

我国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当代选择

有关我国人格权立法模式的诸多争论均认可具体人格权应当采纳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进行保护,其争论焦点在于其他人格利益立法模式的选择。我国人格权立法模式已然固化为一般条款+具体列举的示例法模式,从诞生初衷、功能和本质属性上讲,我国立法中的一般条款完全可以替代所谓的一般人格权,并且可以避免引入一般人格权而导致我国法律体系难以自洽的问题。我国未来人格权立法仍应坚持一般条款+具体列举的示例法模式,其中具体人格权列举中应取消人格尊严权和人身自由权,使其重回利益本质。一般条款应当设计为保护性一般条款而非确权性一般条款,且继续沿用其他人格利益的概念。

公共性视阈下公益事业民营化存在问题分析

从公共性的研究视阈出发,以公共利益是否得到实现和维护为标准来审视公益事业民营化,不难发现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公益事业民营化引发的公共利益受损、公共价值危机、政府职能缺位、新的社会问题等四个方面。

具有随机利率、随机变差的最优投资和联合比例-超额损失再保险

对跳-扩散风险模型,研究了最优投资和再保险问题.保险公司可以购买再保险减少理赔,保险公司还可以把盈余投资在一个无风险资产和一个风险资产上.假设再保险的方式为联合比例-超额损失再保险.还假设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利率是随机的,风险资产的方差也是随机的.通过解决相应的Hamilton-Jacobi-Bellman(HJB)方程,获得了最优值函数和最优投资、再保险策略的显示解.特别的,通过一个例子具体的解释了得到的结论.

民族政策、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兼论国家结构形式对认同政治的影响

从王朝国家时期以"羁縻制"为代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国家时期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政策间的比较研究,分析在国家结构形式内部中央权力主体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之间的利益争夺和利益妥协,进一步厘清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中央和民族地方权力主体间权力运行分配机制,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形态下的民族政策所体现的民族共同体利益和政治权力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探寻认同政治视域下民族政策背后其国家政治权力与利益的互动关系。

论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关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都没有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认定的法律标准的解读依旧存在分歧。而原告资格作为起诉人能否进入诉讼而设置的一道"门槛",具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外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范围都呈扩大趋势,这一趋势也给我国认定标准的确定带来新的启迪。应针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设定标准的缺陷并结合国外经验探索出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标准的路径。

试论“三农”伙伴关系安排的实践架构及其经验总结

近年来农产品特别是蔬菜价格大涨大跌现象凸显了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问题,更说明了其中的利益分配问题。试着探索实现以具有资源、地缘和产业特征的项目为基础的"三农"伙伴关系安排的机制,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通过政府干预的经济内生性的力量,达成一种类似纵向的合约,以解决农产品产前卖方垄断和产后买方垄断等市场失灵问题,促进"三农"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农业产业化、系统化和市场(一体)化发展,同时这也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有利于加强政策协调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泛珠三角区域旅游合作利益机制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区域旅游合作这个新概念也逐渐出现在中国的旅游发展史上。区域旅游合作已经成为提高旅游竞争力、改善区域旅游总体形象,实现旅游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泛珠三角区域的旅游合作是我国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区域的旅游合作。在分析了泛珠三角区域的旅游合作态势,探讨了区域旅游合作利益机制的主体和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解决区域旅游合作利益机制问题的相关对策建议。

反垄断法法益解读

法益为法所保护之利益,反垄断法所保护的法益包括竞争者法益、消费者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多元化的法益维护,促使反垄断法在实现立法功能和目标的基础上,需要加以"平衡"地处理各法益之间的冲突,法益的平衡并非平均分配市场利益,而是在维护国家法益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法益的需要;以此为根本,在市场主体间协调竞争者和消费者的合理与妥当的法益分配,实现反垄断法维护竞争、实现效率与公正的法价值追求。

论商标许可人的产品责任

商标的识别功能和品质保证功能使商标成为商品质量和信誉的象征。《商标法》规定了商标许可人对商标使用人的产品质量监督义务,目的在于维持商标信誉,最终保护消费者的信赖利益和合法权益。基于商标的功能及侵权责任法上的危险控制理论和报偿理论,商标许可人应该对产品缺陷造成的损害承担和生产者相同的直接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归责原则,并享有对产品最终生产者和有过错销售者的追偿权。我国法释[2002]22号规定存在概念模糊的缺陷,容易造成混淆与误解,未来立法应当进行相应完善。

惠洪的文字禅与句法论

惠洪倡导"文字禅",认为语言文字是接引习禅衲子的必要工具。作为临济传人,惠洪推崇临济义玄提出的"三玄三要",将其同禅门"活句"联系起来,并认为石头、曹洞、汾阳、云门这些宗派的门庭施设与临济"三玄三要"也是相通的,"活"是它们共同的精神。让句子"活"起来的关键是句中有"眼"。惠洪论禅论诗都常常拈出"句中眼",所追求的是通过字法、句法的安排而生发出无穷的韵味。他强调:"活句"还需"活参",只有活参才能引导学者见大道之全体。追求对"活句"的参悟,不难形成对"意"与"趣"的重视,即超越一般句法探讨之上的诗歌审美追求。

也论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的区别适用——兼与于飞先生商榷

对于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区别理论上的厘清是研究两者区别适用的前提。诚实信用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内部限制,公序良俗原则是对私法自治的外部限制;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权利与权利的纬度,体现了私人之间的利益,公序良俗原则适用于权利与权力的纬度,体现了私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适用时的法律效果不同,根本原因即在于背后所涉及的利益不同。

法律手段还是经济手段让年轻人“常回家看看”

老龄化背景下社会转型期如何保障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和亲情赡养是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家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款的修订内容,从社会伦理上角度看,本质是用法律保障子女对父母尽孝的社会道德,维护儒家传统的家文化价值观和孝道文化。从经济学视角上看,传统家庭兼具有经济功能和亲情功能,现代家庭中经济功能衰退后亲情功能占据主导地位,倡导子女行孝、弘扬孝道文化仅通过法律手段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经济手段。政府应设计一套包括住房、税收、补贴、社保在内的经济机制激励公民行孝、企业支持行孝。

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民族文化是民族识别的诸多要素之一,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具有一定的依存关系。以资源开发促可持续发展必须处理好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权、环境权和民族文化权的平衡问题,在制度设计上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机制,从生态补偿角度通过恢复生态环境维护少数民族生存权和发展权,同时从国际人权法角度研究资源开发对少数人具体权益的侵犯与保障。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障碍的经济伦理意蕴研究

我国国有企业治理是中国企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顺利推进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事实上,我国国有企业治理变迁由于受到两权机制混同、混杂体系、中介组织障碍、政府角色定位难、法律制度缺陷以及残缺激励等约束而变得困难,根源在于各参与方经济伦理义利观的缺失。因此,只有不断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思维意识,创新组织保障,研究探索新的具体制度设计,才能实现顺利推进,持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