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吗?——基于企业设立异地子公司的经验证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兼顾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境规制政策,地区间试点设立差异可能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产生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非预期效应。基于2008—2021年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引发重污染企业异地迁移,体现在低碳城市试点设立的地区差异性为企业提供了异地迁移减弱环境压力的空间,使企业在非低碳城市设立更多异地子公司。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通过提高环境监管力度和公众环保意识的外部监管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也能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持续盈余和增加企业碳风险的内部治理渠道引发企业异地迁移。拓展性研究发现,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影响下,成本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绿色转型基础较为薄弱的企业以及搬迁成本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异地迁移策略。此外,污染迁移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具有一定的“污染光环”效应,污染企业的迁移并非单纯的规避环境压力的寻找污染避难所行为,子公司也会增加创新产出、规划环境治理活动。研究结论对于优化低碳城市试点设计,加强低碳城市政策的地区协调性具有启示意义。

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资源型企业的迁移是在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一种客观现象。本文以江苏、湖北、湖南、贵州四省的资源型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与企业高层访谈,通过构建企业迁移意愿指标体系,运用Logit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决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经济、战略和情感四大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中,政府政策因素对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影响最为显著,情感因素也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作用力度小于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则是阻碍企业迁移的因素;而政策因素中的环境管制、土地优惠、政府配套设施和公平竞争环境是促进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其中政府配套设施的作用最为显著,其次分别是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优惠与环境管制,行政效率是阻碍资源型企业迁移行为发生的显著因素。根据实证结果,各地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应充分考虑影响资源型企业迁移的各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实行更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对推动本地资源型企业外迁有积极的意义;对于落后地区而言,要想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应在提供政府配套设施、公平竞争环境、土地与税收等优惠的同时,大力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仅靠政策的优惠是不够的,信息技术、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等经济要素的建设以及能使企业家在新区位获得归属感等情感因素,对于吸引资源型企业的迁入也是必不可少的。

无锡城市制造业企业区位调整与苏南模式重组

苏南地域广阔,区域和城市发展路径多样。较多研究关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省级开发区发展带来的苏南模式创新,但是城市化对苏南模式重组影响同样值得关注。基于企业数据的空间分析以及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制造业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角度,考察无锡市南长区在从乡镇企业典型发育地区(郊区)转变为城区过程中的产业升级和空间格局调整过程。研究表明:南长区制造业经历了产权重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三个过程,呈现出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空间上高度集中等城市化特征。政府表现出明显的"企业化"倾向,与传统苏南模式中直接介入企业经营不同,地方政府通过规划调控以及开发区建设、税收等金融刺激政策和措施影响企业区位行为,从而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空间再集聚。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的成本视角

基于微观企业成本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2年间524205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创新与迁移成本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迁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创新和迁移成本均负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迁移行为的关系,且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

企业迁移的动因识别——基于内容分析法的研究

通过对2000～2009年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涉及的116次企业迁移的相关报道的内容分析，着重识别了促使中国企业迁移的各种动因以及不同动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动因、经济动因、战略动因和情感动因是中国企业迁移的四大类动因，涉及环境管理、业务调整等15个具体动因；其次，四大类动因中政策动因显得更为重要，其次是战略动因和经济动因，情感动因的重要性十分有限；再次，不同动因对迁移年份、迁移主体和迁移范围不同的企业而言的重要性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近年来政策动因的重要性逐渐增强且超越了战略与经济动因．同时政策动因还是企业整体迁移和区域内迁移的最重要动因，而对部分迁移和跨区域迁移而言最重要的则是经济动因。

跨国公司的国际迁移战略研究

本文从实证与理论两条线索,分析了国际迁移战略的动因,并用波特的价值链分析方法讨论了国际迁移战略获得竞争优势及保持竞争优势的机理,本文的结论是:国际迁移战略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可行战略之一。

高品质集群企业更倾向外迁吗?

针对实践界有关高品质集群外迁的对立性观点,本文认为在异质性视角下,高品质集群企业通过知识开发投入而具有更多的专有知识以及更大的企业规模,表现出能力强、规模大的特点,并通过权衡与低品质集群企业集聚所带来的知识溢出、需求效应的负外部性与外部规模经济、政府政策支持优势以决定是否外迁.最后,提出了留住本地高品质集群企业的3条政策建议.

企业研发迁移机制及中国研发集聚研究

首先从产品市场、知识创新等级、既有区位因素和研发要素投入四个维度来认识影响企业研发迁移的推力、拉力因素,进而在宏观层面研究近年中国企业研发迁移表现出的特征,结果表明:向东部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经费投入的集聚程度显著高于人员投入;主导省市在人员方面的优势低于资金优势。

安徽省承接东部地区企业迁移的对策分析

对我国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和部分内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现象进行了总结,并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影响安徽省承接东部地区企业迁移的因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

基于动态能力视角,利用濮院羊毛衫集群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形成机理。研究表明,作为一般能力的业务运营能力的差异并不能激发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作为高阶能力的吸收能力的差异则会激发高品质集群企业的迁移意愿;并且在较高市场不确定性环境中,吸收能力对高品质集群企业迁移意愿的激发效果将会更强。

江苏沿海地区吸纳迁移企业的SWOT分析

江苏沿海地区是后发地区,必须通过吸纳迁移企业实现地区经济发展。该地区具有良好的区位条件和一定的产业基础;同时,该地区发展被列入国家战略和长三角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的自身优势和面临机遇有利于吸引企业迁入。但是该地区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经济外向度较低,产业结构有待完善,且面临其他相同需求的地区的竞争威胁。为进一步吸纳迁移企业,江苏沿海地区可以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对迁移企业提供帮助,通过各种手段为迁入企业提供财政和资金支持,提高服务意识,激励企业迁入当地。

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下的博弈论分析

化工产业园区化是政府合理规范化工园区且将化工园区外化工生产企业关停并搬迁至化工园区内的产业集聚化,是解决目前中国化工产业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之一。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刻画了化工园区、化工产品、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和公众四个核心子系统的关联,在此基础上,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博弈模型将参与者简化为政府(包括化工园区管委会)、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公众(化工生产企业现址影响半径内的居民群体),并分别构建了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与公众参与下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模型。根据模型推论,此两类情景博弈的纳什均衡都可以为(政府行政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或(政府经济政策,企业按期搬迁入园)。中国化工产业园区化的驱动机制,是在作为外在驱动主体的政府和公众的引导和监督下,作为内在驱动主体的化工生产企业,在各驱动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实现其"按期搬迁入园"的机制。进而得出化工生产企业与化工园区"按期匹配搬迁入园"、提升化工园区公共服务能力、差异化地一企一策及建立公众和企业与政府的三方对话机制的四点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重污染企业迁移与协同治理效果--基于异地设立子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受环境规制约束最大的企业,重污染企业有动机通过调整空间分布来规避环境规制的影响。本文基于重污染企业子公司的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空间迁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属地环境规制加强使得重污染企业异地子公司数量显著增加、分布更分散、母子公司距离更远,证实了重污染企业的跨省污染转移行为。此现象在国有和民营重污染企业都存在,且后者迁移尺度更大。重污染企业异地设立子公司能够减少环境规制对利润的负向影响。对比重点控制和环保约谈两项协同治理政策,本文发现静态差异化环境规制会诱发重污染企业迁移,建议强化政策协同动态机制。

企业迁移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吗?--基于城市内部制造业迁移的验证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结合双重差分倾向评分法,在克服自选择性和异质性偏差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城市内部制造业企业的迁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是否有促进效应,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验证了比较优势、企业异质性对该效应发挥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城市内部企业迁移行为对其TFP提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从时序上看促进效应呈现逐渐增强趋势。进一步的分样本研究表明,企业迁移前后地区产业比较优势的提升有助于促进企业效率改进;企业迁移对效率不同的企业影响程度不同,对低效率企业TFP提升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上述结论在考虑了不同时间段、不同企业类型和不同的TFP估计方法后结果仍稳健。

人口流动、企业迁移与中央转移支付的空间配置效应

基于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的分析大多聚焦于人口流动与商品贸易,忽视了企业迁移。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流动、企业迁移与商品贸易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央转移支付的空间配置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而优化中央转移支付的配置结构。研究发现:(1)全国层面来看,2016—2021年的中央转移支付造成了省份内部的人口流动和企业迁移不协调以及省份之间两者往低生产率地区流动的空间错配问题,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3.32%的同时导致经济总产出降低了2.49%;(2)区域层面来看,中央转移支付缩小了东部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差距,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内经济差距;(3)结构层面来看,一般性和生产性专项转移支付的变动造成了区域经济差距和经济总产出的降低,而民生性专项转移支付的作用效果相反;(4)三类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差距、经济总产出和社会福利的边际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中央转移支付的配置结构的优化方向取决于其政策目标。

企业迁移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企业是科技创新活动的重要主体,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激发区域创新活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本文利用2011-2018年上海市科技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内部企业迁移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效应,并验证了这种效应的企业行业、规模、所有制、区位异质性。研究发现,整体而言,城市内部企业迁移行为对其技术创新绩效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表现为企业迁移后知识产权申请数较迁移前平均增长6.4%。分样本研究表明,迁移对于不同行业的企业影响程度不同,服务业、高新技术企业的迁移效应分别强于制造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将样本划分为微型、小型、中型和大型后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大,企业迁移的技术创新效应越强;迁移对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更强,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绩效无明显提高;此外,向郊区迁移、向开发区迁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更换估计方法为倾向评分匹配模型和精确断点回归模型后,结果依然稳健。

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上虞市为例

基于文献研究和32家浙江省上虞市污染企业及相关部门的访谈研究,通过构建污染企业迁移意愿模型,探讨环境规制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污染企业迁移并不只受单一因素影响,而是外部因素以及企业自身属性的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证表明,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是影响影响污染企业迁移意愿的三大外部因素,企业规模则是一个重要的内部因素。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环境规制造成的成本减少,企业与政府的博弈能力增强,企业的本地联系减弱。在环境规制、政府博弈、产业联系的综合影响下,污染企业迁移意愿与企业规模呈"倒U型"关系。

企业空间动态研究进展

企业空间动态从微观视角研究区域产业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本文以西方经济地理学哲学基础和方法论转换为背景,梳理了企业空间动态研究的4个理论框架,即新古典框架、行为框架、制度框架和演化框架,探讨了不同框架下企业空间动态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现有研究在理论、数据和方法上的问题,并提出了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国外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比,中国的企业进入、退出和迁移研究主要是在经济学领域,人文-经济地理学虽在企业迁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在企业进入与退出研究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借鉴西方理论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转型背景,开展本土化的研究。

城市工业搬迁的动因、方式和效果——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在比较工业搬迁与企业迁移异同的基础上,根据城市产业空间布局的基本原理指出城市工业布局变化和工业搬迁的一般机制,并以北京市1985年以来的工业搬迁情况为例,分析了城市发展、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工业布局的影响以及搬迁目的、搬迁方式和搬迁政策等对搬迁效果的影响。本文尝试性的情况梳理、因素分析和经验总结.可以为北京和其他城市政府促进产业合理转移,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政策依据,也可以为今后对于我国工业搬迁和企业迁移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现状及特征分析

本文系统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变化趋势、基本特征和目标区位。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总部迁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目标区位以东部发达地区为主,目标城市主要是北京,表现为上行流迁移和西—东迁移居多。伴随着这种西—东迁移的是财富向北京等东部发达城市的集中。导致上市公司总部西—东迁移的动力机制是上市公司对资本流动性及融资便利程度的要求较高,上市公司总部对技术、人才和信息的可获得性要求较高,而北京等东部发达城市恰好满足了上市公司对总部区位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