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云南验契中的不动产管控问题

民国初建,中央政府以清理清代民间不动产的名义,举行验契,意图通过征收查验费,解决财政困难,增加国家收入。这一举措,是中国现代不动产登记法规形成的预备与先声;通过查验、登记等环节,政府为私人明确了不动产的归属,初步确立产业的权利关系,也完成了对民间不动产清理和掌控的第一步,由此为国家财政提供了征税依据。通过考察云南民间所藏验契文本,可以看到虽然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但中央政府与云南边疆地方的互动未受阻:一是中央政令通达云南,验契工作可以在腾冲等边地以及镇沅、新平、大理等民族聚居地顺利展开;二是云南地方政府通过验契,对民间原有旧契的土地、房产,以及那些遗失旧契、新建但未登记的不动产开始了初步管控;三是确知地处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地较多的云南,验契的实施效果基本符合中央欲确定不动产权利关系等要求。

广域环境下基于Q型因子学习方法的电网节点聚合规律

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并网以及电力市场解除管制的改革,使传统集中式的节点电压在线安全分析、调度与控制方法面临困境。对此,在电网运行状况全景过程化可观测条件下,提出了渐进学习的电网节点聚合的新调控理论,通过电网"局部自治与集中调控互融"的调控方式解决电网的调控问题。提出了基于Q型因子学习的电网节点聚合规律的挖掘方法,根据传统节点电压方程及发电机、负荷的等值模型得到广域环境下节点电压向量与电势之间的解析关系,推导出连续2个量测时刻下节点电压幅值变化的影响因子,并对其进行过程化的Q型因子学习,进而得到电压幅值具有一致变化的节点聚合规律。通过对德州电网的仿真分析,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准确性及有效性。

超越“结构-行为体”的二元分析——1980-1999年天津市政府投资政策及实践分析

本研究希望透过分析中央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在天津经济发展中作用这一问题 ,参与探讨如何解画结构与行为体能动性间辩证关系的讨论。通过对在天津市利用外资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内实践形成的过程中天津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影响的分析 ,发现天津市选择既重视经济发展又关注民生的发展方式 ,是在中央政府和天津市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中央政府对天津市政府的影响很重要 ,但不容忽视的是 ,天津市政府是在对中央政府的利益偏好进行评估和解释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策略选择。而且尽管他们之间的利益偏好比较接近 ,但他们仍然存在相互作用 ,各自有自主行为的空间 ,其行为选择同样可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导致矛盾与冲突 ,也同样可能带来合作。至于结果究竟导致合作还是矛盾 ,又是如何形成的 ,端赖于对行为体间互动过程的“历史细节”的详尽挖掘。这是全面呈现“结构 -行为体能动性”间辩证关系的关键。

政社良性互动的生成机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社会自治的互动演进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单位制的解体,政府一直面临着实现对社会的再组织化,尤其是在新形势下实现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问题。事实上,不同层级政府与社会的互动遵循不同的逻辑:中央政府的战略规划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形塑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制度框架;地方政府则在中央政府的战略框架、地方政府自身的自主性以及压力型考核激励的多重因素下,选择与社会领域各主体互动的策略,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社会发展的具体运行环境;而社会自治的发展则在中央、地方各级政府监管和引导下不断寻找可能的策略路径。对政府而言,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多层次的政府与社会互动结构中,寻求政府赋权、政府嵌入与社会自治的平衡之道,从而推动政府与社会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高质量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一个“剩余权管制”视角

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学界对地方政府过往积极干事创业行为的关注,但近年来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创业热情减弱。在中国独特的制度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呈现阶段性的积极与消极“反复横跳”现象。这既需要解释曾经的高速增长与积极行为,也需要解释近年的增速放缓与消极避责,并再次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规范行为。关于地方行为激励的研究多为共时性的,虽有助于把握关键机制与逻辑,但应考虑其历史延续性。本文以剩余权管制的演进逻辑为线索,通过梳理不同阶段中央对地方剩余权管制过程,揭示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与高质量发展之间暗含的时序性。构建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激励机制,即问责调适下的剩余权放松管制。提出新时代对地方行为实施有效激励需协调“放松管制”和“紧缩管制”的关系,实现“剩余权管制制度化”与“自主性”再平衡,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剩余权管制视角虽不足以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地方政府行为的所有复杂情况,但有助于串联和解答改革进程中中央剩余权激励与地方行为转变之间的逻辑一致性。本文提供了一个全面反映地方政府行为激励变革适应高质量发展需求的分析框架,为理解央地互动改革方向提供观点启示与探索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