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范围与顺位

自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开展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存在较大争议,分歧主要集中在范围界定与诉权顺位两个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虽然对该类诉讼的起诉主体作了规定,但主体范围不明以及诉权顺位不清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正确实施该制度,应否定“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起诉资格,扩张“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的范围,明确“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条件,并以《民事诉讼法》第58条及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为依据,厘清不同起诉主体的诉权顺位。当受侵害对象为普通公民时,应尊重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的补充性,将“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的起诉顺位置于检察机关之前;当受侵害对象为众多消费者时,应考虑到受侵害对象的特殊身份,依次由“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和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审理顺序的反思与优化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审理顺序既对生态环境的修复效果有着直接影响,又关涉被告人刑民责任的协同确定,是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立法尚未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顺序作出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在探索过程中做法不一,有“先刑后民”的,有“刑民并进”的,严重影响了司法的规范性。为保障实现修复生态环境、协同刑民责任等多元化诉讼目的,人民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遵循刑事惩罚与生态环境修复相结合的基本理念,采用“刑—民—刑”为主、“先刑后民”为辅的审理模式,并通过强化判决说理性对“刑—民—刑”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此外,还应正确看待和解与调解对审理顺序的影响,一旦发现对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公告可能影响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及时调整审理顺序,先行作出刑事裁判。

金融犯罪法益二元论之提倡与构建

金融犯罪的保护法益决定了金融刑法的规制面向。随着金融犯罪形式日益复杂,法益一元论已难以满足金融犯罪治理的新需求。金融风险的系统性、金融安全保护的迫切性都表明法益二元论更符合当前的金融形势。在构建法益二元论时,须明确金融刑法的理念,即防范金融风险并不意味着消除一切金融风险,仍需要为金融创新提供一定的空间。金融秩序和金融自由也并非绝对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的。由于肯定秩序法益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法益保护前置化的倾向,招致金融刑法适用泛化的质疑,因此,在立法层面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检视金融犯罪的规定,在司法层面作出类型化的区分,合理确定金融犯罪的边界,从而保障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治理权益”:社区公共收益实现路径研究

治理权益是指通过有效治理行动才能达成的一种实际权益。社区公共收益既是一种共同共有的“法律权益”,更是作为一种发展权益的“治理权益”。既有进路的法律指向性表明,对于社区公共收益的治理研究尽管富有“规则主义”的清爽,但却遗留下“难以执行到位”的宿弊,在实践中面临着认知偏狭、组织乏力、协同低效等诸多困难,进而导致社区居民权益实现率较低,由此关联复杂的秩序低效甚至失序问题。因此,构筑行动网络的能动主义思路范式,突破“治理碎片化”与“实践犬儒主义”,成长至关重要。为此,应依法廓清社区公共收益“共有物权资产管理权益”的性质用途,持续加强法治型业委会建设,强化社区民主协商治理,以制度赋能社区公共收益的实现能力,并注重创新治理方式方法,以合作网络深度拓展对社区公共收益的全过程治理。

市场经济秩序: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

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问题,是经济刑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结合经济刑法产生的背景进行分析。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经济利益的法益定位,实际上都反映了以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立场。在现代社会,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为中心的法益一元论已经式微。经济刑法保护的是集体法益,其内容并非单纯的经济自由或者经济利益,而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个人的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并不对立,而是相互统一与彼此支持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秩序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实现自由和利益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因此,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内在地包含了对个人经济自由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作为集体法益的市场经济秩序,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抽象性,但其同样具有可损性,可以被具体地损害,因而能够成为经济刑法适格的保护法益。为了实现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益保护,立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制,关注的是犯罪过程要素,危险犯、累积犯等行为主义的设罪模式具有正当性。不过,为了防止可罚界限过度向前挪移,需要明确通过刑法对集体法益进行保护的从属性,适当限制危险犯、累积犯的处罚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经济刑法的保护法益可以发挥穿透式实质认定的作用。在行为没有侵害市场经济秩序时,应发挥法益的出罪功能。

金融刑法的构造与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

科学理解金融刑法的构造、厘清金融犯罪认定中的行刑分界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金融刑法规范具有立法体例上的统一性、罪状设置上的从属性、构成要件上的短缩性、保护法益的管理性和部分条款的超前性等特点。金融犯罪的行政从属性与构成要件短缩性使得部分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存在模糊性。对金融犯罪侵害法益管理性的过分强调不利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与金融犯罪的实质区分,部分金融犯罪案件的认定可能与法秩序统一性存在背离。科学理解与厘清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行刑分界,可以继续采取统一的刑事立法体例,对采取短缩构成要件类型的金融犯罪认定应保持限制立场。此外,区分金融犯罪与一般金融违法行为,应当贯彻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以对金融秩序法益的科学理解指导对金融犯罪的实质解释。

信仰、秩序与权益表达——岭南善会类型及其管理制度(1840—1949)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岭南民间举办善会蔚然成风。善会初始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后逐渐拓展到以地域为基础的村落,再进一步发展为以业缘为纽带的工商业,这就形成了办会宗旨繁多的各类善会组织。民国时期的善会组织,受西方文化制度的影响,从名称到组织架构,越发呈现出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善会蕴含了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其孕育的平等守约意识,推动了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善会通过规条的制定形成对会员权益的保护,而对个人权利的维护推动了民间个体权益的觉醒,有助于为构建现代国家奠定公民意识。

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的反思与优化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专门规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该规定对于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反思与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通过研究发现,要正确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维护不特定主体无障碍权益的目的,应以《立法法》第99条的规定为依据,在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领域优先适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第63条的规定,并通过科学界定违法行为的范围,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群团组织民事公益诉权,确立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优先、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补充的诉讼顺位以及明确检察建议的类型与制发对象等方式,全面优化我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制度。

不法原因给付与侵占罪的成否

受领人将不法原因给付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是否成立侵占罪,涉及法益保护、法秩序的统一性等诸多问题。肯定说不符合法益保护原则与法秩序统一性的原理,各种两分说所采取的区分标准不明确或者不合理,其结论也有悖于刑法的谦抑性。民法上的合法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就此而言,刑法判断不应当具有独立性。民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当然具有刑法上的违法性,在此方面,应当强调刑法判断的独立性。即使某种行为的合法性在民法上存在分歧,基于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应将这种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质言之,只要给付者基于不法原因将财物交付给他人,即使其是否属于不法原因“给付”在民法上可能存在争议,也不应将受领人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经济秩序法益的应然类型与刑法保护

我国经济刑法以经济秩序作为保护法益具有“先天性的缺陷”。一方面,秩序本身的高度抽象性、模糊性以及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以“秩序管理”为本位的残余观念为秩序法益带来诸多诟病。另一方面,现有通说及刑法规定未能科学合理地对不同类型经济秩序加以区分并分别阐明其正当性及保护方式。对此,应当结合我国刑法的实际情况,在肯定秩序的法益价值前提下,将经济秩序法益划分为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不可还原型经济秩序法益及混合型经济秩序法益。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以保护个人法益为核心。不可还原型秩序法益应当区分为国家型和社会型两种,前者的正当性根植于宪法中,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后者的正当性基于主体间的自发自生秩序,以保护制度信赖为关键。混合型秩序中个人法益、实体性法益与秩序法益的地位相当,在保护方式上应当二者兼顾,不可偏废。

论跨境代孕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用

一国对跨境代孕的法律态度体现的是本国或者本民族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和价值追求,因此跨境代孕问题的处理实际是公共秩序在法律多元化环境下的正确适用。而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因在跨境代孕中存在适用范围模糊、适用标准不一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被“滥用”的情况,严重损害了代孕儿童权益。为回应国际社会对公共秩序保留限制性适用的强烈要求,各国应将保护儿童权益作为处理代孕儿童相关事务的出发点,通过明确公共秩序的效力适用范围、统一其适用标准及深化对其谨慎适用的司法实践,以达至儿童权益与公共秩序间的利益平衡。

基于两阶段动态兴趣识别的购买行为预测模型

在线购买预测旨在预测用户的购买行为,为购物网站带来可观的商业价值。针对传统模型学习用户历史行为中隐含的兴趣偏好不准确的问题,提出基于两阶段动态兴趣识别的购买行为预测模型,以预测用户购买商品的概率。首先,模型的第一阶段构建用户-商品的点击频率图,并利用轻量图卷积网络(LightGCN)学习图的上下文特征作为用户的静态兴趣表征;其次,第二阶段采用带有注意力机制的双向门控递归单元(Bi-GRU)探索用户偏好的转化过程;最后,针对潜在的高维特征,建立一个融合动态兴趣和隐含特征的购买预测模型。在2个真实电子商务数据集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模型与图卷积网络(GCN)模型相比,准确率至少提升0.3个百分点,F1分数至少提升了2.05个百分点。

自发自生秩序的经济刑法法益定位及其保护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将经济秩序作为经济刑法的法益。但以秩序为法益,在经济犯罪的违法性本质和法益适格性上均面临着严重疑问。全盘否认秩序的法益地位,坚持法益还原论,却又无法解释我国刑法中客观存在着的,大量保护秩序、制度的经济犯罪如证券犯罪、假币犯罪等。为破解上述矛盾与难题,可尝试引入哈耶克的秩序二元理论,将经济秩序理解为“人之行动结果”的自发自生秩序,赋予其先于刑法的前实证性。从形式、价值和存在三个面向将自发自生秩序转化为适格的法益。通过确立外部秩序对自发自生秩序的辅助地位,以制度信赖为核心构建具体的刑法保护方式,实现对经济秩序法益的有效保护。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妨害兴奋剂管理罪,不仅符合涉兴奋剂行为入罪的国际趋势,也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反兴奋剂法律规制体系的漏洞,有力保障了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因而具有合理性与必要性。本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复合法益,即首先为国家对兴奋剂的管理秩序和公平公正的体育竞争秩序,其次为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根据法条规定和行为性质,本罪的客观行为包括“诱使型”“帮助型”“支配型”三种类型,但不包括“运动员使用型”行为;其行为主体为一般主体,即仅为自然人而不包含单位;其行为对象限于国家登记注册并进行管理、能够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专业竞技运动员;其适用场域为全国性和国际性竞技体育竞赛。

论脑机接口技术对法秩序的挑战及其理性规制

脑机接口技术在服务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技术应用的多元化对整体法秩序的冲击上,并体现为“动摇不法行为的传统归责路径”“冲击隐私与信息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有基于此,需要在方法论维度贯彻法秩序统一原理对法益进行全面保护,在知识论维度通过对法益进行识别寻求法益的预防化保护。具体而言,可依据脑机接口技术原理与应用场景的不同,将法律规制的方向分为生产、医疗领域与商业应用领域。前者需要明晰生产商的法律义务、确立医务工作者的法律责任,后者则需要加强对脑机接口商业算法的规制以及促进企业建立完善的合规制度,进而对冲与平衡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

论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合理性

理论上存在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违反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分类标准的质疑。刑法分则各类犯罪的分类依据是同类法益。以金融信用为内容的“金融信用法益观”立足于金融信用在金融市场当中的地位,不仅为金融诈骗罪提供反映金融市场本质的法益概念,也对金融诈骗罪的不法本质进行阐释。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保护法益不同,故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没有违反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分类的标准,在立法体系上具有合理性。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起诉顺位的设置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了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列举并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但并未明确诸适格原告之间的起诉顺位。为应对由此造成的诉讼程序启动困难、诉讼资源分配不当和有碍法律体系内在协调性等风险,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起诉顺位明确为“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检察机关”,以提升民事公益诉讼这一救济路径的实效性。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与俄对外政策未来走向

2023年3月俄罗斯发布了普京自2012年入主克里姆林宫10多年来第三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三个版本的《构想》都强调发展与近邻关系,强调国家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前两版《构想》将欧盟、美国视为优先发展的伙伴,2023年版《构想》将欧盟、美国视为侵害俄罗斯国家利益的主要国际力量,但俄罗斯仍然对美欧保持开放务实的合作态度。最新版《构想》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俄罗斯希望借助亚太地区的多边行为体抗衡美西方,加速整合亚太主要力量,以确保欧亚地区的稳定。以往俄罗斯对外政策布局呈现的是稳中有进、通中有度的特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进攻和防御兼顾,在主要力量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预测未来,由乌克兰危机引发的美西方对俄罗斯持续加码的全方位、多领域制裁使俄罗斯目前无法就应对美西方的政策举措做出更多自我调节,只能暂时通过拉开距离的方式,等待找到修复关系的办法,同时保证国家利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