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以人为核心、关注民情、尊重民意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核心理念。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居民的多元理性认知对征迁改造意愿的影响,对于情绪在认知与意愿的关系中发挥何种作用仍缺乏解释。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发涵盖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多维构念,以焦虑情绪为中介,建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影响的“知-情-意”模型。通过对18个新型城镇化改造试点地区居民的大规模实证调查发现: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支持意愿的负向影响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府信任通过直接方式以及减弱焦虑情绪的间接方式正向影响支持意愿,且直接效应显著大于间接效应。将焦虑情绪这一重要中介因素纳入居民意愿形成的分析框架,从及时评估并缓解居民焦虑情绪、面向不同群体实施差异化征迁改造政策、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以及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等方面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避免群体性事件提供政策启示。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

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及界定路径,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实体界定的重复性问题和程序界定的虚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界定是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产生拆迁纠纷的原因,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在补偿安置问题上的对抗;基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性质和基本特征,需要综合运用逻辑演绎、要素甄别以及排除法来界定城市拆迁公共利益,并必须同时遵循形式上的程序判断路径和实质上的内容判断路径。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

房屋拆迁问题在我国当前受到特别关注,如何从法律上进行科学的制度建设也曾引起广泛的讨论。为加强与完善我国拆迁立法,本文集中分析了台湾地区拆迁的做法。台湾房屋拆迁法制立足于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即补偿费的多寡和未来商业利益的分配。台湾以地权保护为核心,严格核定地价,区分私有与公用土地;将房屋拆迁补偿的预期商业利益充分考虑,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房屋拆迁中的纷争。

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理论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敏感而又普遍的社会问题,广为社会各界瞩目。本文介绍了我国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并简要分析拆迁制度的法律特征属性,然后着重剖析具有强制力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理论依据,即社会公共利益,这也是从法律上判断一项具体的拆迁行为是否合法的唯一标准。为规范拆迁,保证政府拆迁主管部门在拆迁活动中正确履行相关职责,应当借鉴有关国家在城市改建中的公共开发制度和广州市的城市房屋拆迁模式,以期建立一套更科学、公正、有效的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我国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通过对城市建设征地拆迁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和分析,并通过案例分析,找到利益冲突的关键要素,最后针对利益冲突的特点,提出通过利益调整的办法解决城市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公众参与: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视角——基于北京市酒仙桥“投票拆迁”的分析

拆迁涉及到政府、拆迁户、开发商和拆迁公司等各方利益,是当前产生社会矛盾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领域。北京市酒仙桥地区在危改拆迁中引入了投票,是基层政府面对复杂的各方利益纷争和冲突的政府管理目标,难以协调整合下的"无奈选择"。酒仙桥"投票拆迁"颇具创新精神;但也反映出公众在利益表达、参与决策以及政府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如何准确定位,进行协调和整合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预见,各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将持续增加,对以整合社会利益、增进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的政府提出了严峻挑战。

城市拆迁中的合谋问题及解决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法对城市拆迁中的合谋及其主要形式进行了解析,在对利益主体进行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演绎城市拆迁中政企合谋的产生并探索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引用合谋与防合谋理论,进行城市拆迁防合谋监管机制的设计。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法律对农村房屋拆迁进行规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拆迁程序不公正、安置补偿不合理、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是困扰当前农村房屋拆迁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尽快制定专门的征收法律,对征收集体土地和拆迁农村房屋两种行为分别做出规范,对拆迁补偿原则、补偿方式、拆迁程序、权利救济、法律责任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以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制度之重构

我国现行法对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性质的定位存在着误区,表现在将补偿问题定位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误区是导致补偿问题复杂难解的深层法律原因。拆迁补偿关系应该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拆迁补偿性质为行政征收补偿,政府才是真正的补偿义务主体,政府应直接对被拆迁人承担补偿义务。拆迁补偿应以公正合理补偿为基本原则,尽可能全面弥补当事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的实际损失。仅就补偿标准而言,公正补偿应体现民法精神,但不可将其与民事赔偿简单等同。

城市拆迁冲突公共治理的文化价值视域

社会公共治理强调公共权力部门、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之间建立合作导向的协商机制,这要求它们在化解城市拆迁冲突的文化价值方面达成观念上的共识,这也是民间力量推动城市拆迁制度变革的努力方向。制度建构与维持的精神根源是文化信念,因此,尽管拆迁冲突的直接诱因是制度不善导致利益分配不公,但其社会心理因素却是城市拆迁缺乏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对民生的文化价值伦理的关注;当前,城市拆迁冲突的制度化治理也同样存在文化价值障碍。如此,拆迁冲突情境介入者(拆迁人、被拆迁人和地方公共权力部门)的文化价值更新和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对于拆迁冲突的公共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也只有建立在深刻认识中国现实文化价值的特质及其与现代民主文化价值差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于中国合作治理城市拆迁冲突的根本性的路径选择。

房屋拆迁与社会公共利益

房屋拆迁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对私人房屋所有权进行干涉的行为。世界各国对房屋拆迁都规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其中的目的性条件为"社会公共利益",只有符合公共利益,拆迁行为才合法。由于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对拆迁的目的性条件规定不明确,在现实中,经常出现政府滥用拆迁权,侵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应确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行为的目的性条件。

从城市房屋公益拆迁到商业拆迁:法律的缺位及其完善

现在我国由城市房屋拆迁引发的纠纷愈来愈多,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多学者和实际工作者所关心的。其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于我国的立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而笼统地对待不同性质的房屋拆迁。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益性的拆迁和商业性的拆迁是现实存在的,漠视这一事实便是拆迁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之一。在立法上,只有把城市房屋商业拆迁从城市房屋拆迁中“剥离”出来另行规范,才能有效遏制层出不穷的拆迁纠纷。

论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规制

目前的城市房屋拆迁 ,本质上是一种对城市房屋所有人的房屋及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征收行为。现行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回避了宪法所规定的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定事由 ,缺省了城市房屋拆迁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程序。应从下列三方面依法规范 :一是通过概括和列举方式依法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及具体事项 ;二是将公益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明确确立为城市房屋拆迁的基本原则 ;三是依法确立并规范有关城市拆迁规划、拆迁决定、补偿安置。

浅谈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角色定位——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

城市房屋拆迁实质上是政府对土地使用权的变相回收与重新配置。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主要涉及五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即政府自身、房地产开发商、拆迁施工单位、拆迁户、拆迁房屋估价机构。政府应该在这五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但是当前政府在这方面存在缺陷,需要对其角色定位进行重新矫正。

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与法律秩序

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土地资源溢价带来了暴利,利益重组中强者势力失控、弱者利益保护不足。利益争夺以法权模糊化为掩盖,政府角色错位为分利一方,商业利益披上公共利益的外衣,住户暴利心理绑架了生存利益,国家所有权吞没了其他物权,正式程序游戏化运用。政府与开发商结盟,开发商滥用私暴力,住户回归自力救济,各方利益行动选择共同虚置了法律制度。只有回归法治理性,明晰利益关系,完善制度规则,才能重建法律秩序。

利益分配、拆迁行为、承诺践行和拆迁冲突——基于城市拆迁满意度的调查

拆迁矛盾冲突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已有对拆迁冲突产生原因的研究侧重于从文化客位角度。从文化主位角度出发,通过对2010年某市某片区城市拆迁满意度的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出拆迁中的利益分配、拆迁行为、承诺践行情况不仅是城市拆迁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与拆迁矛盾冲突具有直接关系。减少和化解拆迁冲突,重在如何实现拆迁中的利益分配均衡、拆迁行为规范和承诺切实践行。

论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责任

城市房屋拆迁是一个涉及广泛的利益综合体,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矛盾冲突根本上就是各类利益主体———包括各级政府及其各部门、被拆迁人、拆迁人、拆迁公司和承租人等在其中的利益博弈。由于政府地位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的特殊责任。即为各方利益的表达、沟通、妥协创造条件和平台,依照法定的授权和程序行使征收权和拆迁权,无论哪一种拆迁,政府都必须按照市场的要求和价值规律对于当事人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维护。最后达到责权利的统一。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

房屋拆迁制度目前是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在房屋拆迁制度中促成拆迁行为顺利进行的唯一的合理合法的理由就是“公共利益”。在房屋拆迁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极为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界定,可通过立法做概括和列举式的规定。

试论我国拆迁法律制度之完善——兼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

强制拆迁已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事件,"补偿标准不公平,拆迁方信息不公开、操作不透明,以及民意诉求渠道不畅"是造成拆迁矛盾的主要原因。妥善处理拆迁中碰到的种种问题,不仅关系到公民财产权益的保护,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稳定。当务之急的解决办法是制定一部"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程序正当,规范执法"的《拆迁法》。

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作为土地征收与房屋拆迁法定原因之一的"公共利益",因其内涵模糊不清、界定主体异化,往往成为达到征收与拆迁目的的"法器"。界定公共利益,应首先设定界定标准,同时构建公共利益的评价机制。对于前者,国家须在立法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同时在实践中注意多种要素的综合考量;对于后者,国家应强调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作用,摒除行政机关的评价,并赋予被征收人、被拆迁人参与评价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