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挑战与应对

国际话语权是基于知识、价值观的权力结构。国际话语权的构建取决于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话语叙述)。用一个公式来表达,即国际话语权=(国家实力+国际道义)×国际传播。国际话语权的衡量标准在于是否实现“价值共振”,即一国之价值观是否在国际社会形成价值共识,一国之知识和理念能否成为国际社会的共享知识和理念。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从实践路径来看,一是加强话语权的原创性研究,增强理论深度;二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拓展视野广度;三是加强话语权工具箱建设,提升实践力度。

中国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分析

外交安全智库是一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的重要行为体。权力资源和权力运用是分析外交安全智库国际话语权的两个维度。从权力资源的维度看,智库拥有政策供给、理论供给、人才供给、平台供给与舆论供给五种资源;从权力运用的维度看,智库通过影响本国决策、影响他国决策、塑造国际议程三种方式来提升其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安全智库迅猛发展,但中国外交决策需求与智库供给间存在需求—供给差,智库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优势尚不明显。提升智库国际话语权,根本上要推动研究议程的转型升级,满足大国外交和全球治理对政策供给和理论供给的需要;推动组织形态和研究方式变革,提升政学交流、人才供给水平和研究的国际化程度;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对话平台,提升舆论供给特别是国际舆论供给能力。

激浊扬清:拓展华语电影的国际视阈及其文化主体性创新

近几年来,华语电影在中国内地市场上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与此同时,竟无可回避地陷落于文化缺失和唯GDP至上的误区。以GDP论英雄,由GDP来主宰市场并扭曲电影之为电影的文化根本属性,这就给华语电影及其产业造成了结构性的危机。当今处于"后融合期"的华语电影共同体及其产业,无疑需要葆有一种文化的韧性和定力,激浊扬清,吐故纳新,锐意拓展华语电影前瞻性的国际视阈及其文化主体性创新,再度聚合中国内地与香港、台湾、澳门暨海外华裔多地域性的文化正能量,以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接,中华人文精神与人类共通价值观的融合。

影响力:中国影视软实力提升的主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影视不断发展,取得较快进步,但就国际传播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效果而言,其影响力的发挥依然困境重重、势单力孤,这一困境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领域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符,中国影视软实力亟待提升。影响力是中国影视软实力提升的主要目标,影视的影响力由浅入深,至少可以划为三个层面:知名度、美誉度、认同度。制约影响力的发挥因素则主要取决于物态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就应对方略而言,"知名度"是"接触"问题,"美誉度"是"品质"问题,"认同度"是"价值"问题,中国影视影响力的提升对策也需据此筹划。知名度的提升需要产业支撑、平台保障、语言拉近和活动借力;美誉度的提升需要独特符号的深度开发、体验感受的共性寻求、硬性理念的软化处理;认同度的提升需要自塑力和他塑力的结合,自塑需要通过主动设置中华文化价值焦点引导价值认同,他塑需要通过借力海外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强化价值认同。

中国电影国际营销中面临的挑战及策略

中国电影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在国内市场已经进入了黄金发展时代,然而在向国外拓展业务市场中,由于存在高端人才缺乏,技术相对落后、"文化折扣"和外国文化保护等因素,仍然没有较大的突破,海外票房收入和票房年增长率都远远落后于国内市场。在当今我国政府大力推动文化产业"走出去",努力提升国家软实力之际,中国电影的"走出去"对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和企业长期发展都有深远的意义。电影企业应该制定合适的国际营销策略,为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和国家文化影响力的提高承担应有的责任。

建构民族化话语与提升国际化表达:以电影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和影像媒介,既具有天然的跨文化传播优势,又承载着丰富的文化表征,成为国际话语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电影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需要从话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方面入手,既在内容层面深耕“民族化”特质,凸显中国话语的独特性、审美性、感召性;又要在表达层面提升“国际化”属性,积极将中国故事与国际视野相融合,创作出面向更广阔地域、更广泛受众的优秀电影作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全球金融治理议程设置与中国国际话语权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核心议程设置,培育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深度融入全球金融治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借鉴跨学科的研究,从国家的视角出发,将国际议程设置过程还原和分解为议题形成(问题显现、内部决策和政策博弈)、议题传播(观念性、关系性、制度性和体系性渠道)和议题制度化(认知议程和制度议程)三个存在时序的阶段。这一新的分析框架清晰地呈现了国际议程设置的权力属性:国际议程设置是表达自我偏好、认知和利益的重要手段,是塑造或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必要过程,也是创立或修改国际制度的关键路径。因此,国际议程设置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并与其他类型的国际权力相互影响。分析框架构建的三个案例分析(“华盛顿共识”“新国际金融结构”和宏观审慎性监管)为中国提升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带来如下启示:国际问题的选择顺序和策略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前提,具有广泛共识性、较高负面外部性和急迫性的国际金融问题是中国设置全球金融治理国际议程的突破口;提出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国际议程设置的关键,具有现实关怀性、公共产品属性、可操作性和中立性的“中国方案”更易于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培育和运用国际传播渠道是中国设置国际议程的重要保障;国际制度化是中国国际议程设置的最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