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职能机关

在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指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等四个法域,而其职能机关是指具体办理刑事司法协助事务的部门,它不仅限于司法机关,还应包括实际从事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活动的其他机关。中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一个崭新而复杂的问题。在复合法域刚刚开始形成的背景下,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职能机关的确定,不仅取决于有关法律的规定,而且取决于实践的发展,并将随着各个法域行政和司法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论纲

强化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是遏制跨境犯罪的必要手段。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 ,由基本法作出原则规定 ,没有上位法调整是该制度的重要特征。协助应在”一国两制”、相互尊重、以程序为主、效率优先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针对缺乏法律调整和法制化运行机制的现状 ,亟需各法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 ,采取先易后难、由个别到一般的方略 。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问题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引渡，性质不同，问题相似。在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案犯移交应以坚持双重犯罪原则为基础，但不应采取政治犯不引渡、死刑犯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等项原则。

中国区际刑法范畴论

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论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规范化是一个漫长而循序渐进的过程,其具体可以分三步进行: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协议的签订;《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示范法》的出台;《中国司法协助法》的制定。其中,《中国司法协助法》的制定是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化的终极目标。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因其具有“一国两制多法系”的特点,而成为一个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跨学科问题,理论界对此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本文侧重于评述理论研究的现状,分别从成果形式、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与理论发展历程等四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理论评析。通过上述努力,本文进而阐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及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目标。

中国区际侦查合作若干问题研究

区际侦查合作是中国区际司法协助的基本形式。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由基本法作出原则规定,没有上位法的协调是其重要特征。实践中,警方对普通刑事案件的联手侦查和廉政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个案协查成效显著。合作应在“一国两制”、相互尊重、以程序为主、效率优先等原则的指导下进行。针对缺乏法律调整的现状,亟待各法域协商制订区际司法协助规范,加大追逃追赃力度,采取水上联合围捕行动,使用特殊侦察手段来有效遏制此类犯罪的发展与蔓延。

粤港澳大湾区刑事法律适用的差异与协调

新时代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示范意义。由于内地与港澳地区在法律制度上存在的种种差异,导致粤港澳大湾区内在刑事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不可避免的分歧,增大了该区域对跨境违法犯罪行为的管控风险与打击难度,难以充分保障与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解决之道在于充分评估三地刑事法律制度的异同,总结与反思现有刑事法律适用模式与存在问题,创新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协助体系,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刑事法律适用的思路与对策。

内地与香港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问题探究

为解决内地与香港特区民商事判决认可和执行问题,两地先后签署了三份判决认可和执行安排,其中最新的两份至今仍未生效。三份安排对于内地和香港民商事司法协助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司法观念差异以及香港特区对内地司法水平的质疑等障碍,安排的生效进展缓慢。新签署的两份安排相较于最早的安排,扩大了适用范围,解决了判决终局性问题,规定了原审法院管辖权的审查标准。但也存在新安排之间未明确先后适用顺序、部分案件无法适用、公共秩序保留仍为原则性规定、审查期限不明、缺乏沟通机制、制度与实践脱节等问题。需规定新安排之间重叠部分的适用顺序,针对遗留问题签署新的安排,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规定审查期限,建立两地司法机关交流机制,以尽快推进安排的生效工作。

内地与港澳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初探

近年来,内地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上发展迅速,但与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却在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长期裹足不前,这既有不同法域传统和理念的问题,也有司法和法律制度差异问题,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间存在信任与尊重问题。各方面应当在"一国两制"原则的指导下,从有利于国家发展战略和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加强互信和合作,共同打击犯罪,争取早日在刑事司法协助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内地与香港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制约因素新探--以香港“修例”为视角

国家政策导向及追赃追逃实践决定了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具有必要性与紧迫性。香港《逃犯条例》与《刑事事宜及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修订风波已尘封史册,修订草案之学术价值仍然鲜活。修订草案表明香港地区对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坚持双重犯罪与死刑犯不移交原则,严格限制协助罪行之范围。立足于修订草案,结合两地司法制度与民众态度,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基本原则之争、法治建设与人权保障程度之差异。以"修例"为视角,基于可行性立场,原则之争并非无解,避免刻板印象,增进司法互信,助力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取得实质性进展。

境外“三追”一体化制度构建可行性分析

追逃、追赃、异地追诉是解决我国贪官外逃、转移巨额赃款问题的有效手段。以往的理论和实务经验均将异地追诉视为我国司法机关在无法采取引渡措施追逃时的一项替代性措施。然而,随着海外追逃、追赃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近期的李华波案又一次实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利用异地追诉手段,成功与外国司法机关在没有双边引渡条约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国际执法合作,开创了追逃、追赃、异地追诉集于一体的崭新工作模式,异地追诉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这样的一体化制度构建对于提高我国与外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水平,打击外逃人员嚣张气焰有很大的必要性。

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安排》生效后的规则衔接问题及应对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下文简称《婚姻家事安排》)成功构建了内地与香港之间婚姻家事判决认可和执行的成文法机制。但在适用范围、参照适用事项的程序规则、认可和执行程序的转化以及未尽事宜的规则适用等方面,两地仍需进一步为该安排的有效实施构建衔接规则。香港制定《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条例》和《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强制执行)规则》,明确该安排在香港的具体适用。为更好实施《婚姻家事安排》,避免内地与香港婚姻家事判决认可和执行机制的碎片化,进一步统一裁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可出台补充性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可以规定参照适用条款,使受认可和执行的判决涵盖全部婚姻家事案件,构建独立且更简便的协议离婚认可程序,明确未尽事宜的规则,细化司法合作内容,从而为跨境婚姻家事纠纷解决提供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数字赋能刑事审判与司法辅助人员的职能重构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日新月异,但由数字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尚处于规制欠缺的状态,其中就包括在数字赋能庭审中新技术与传统司法辅助人员职能的冲突。该冲突总体上表现为,司法辅助人员职能相对弱化并模糊不明,部分司法辅助人员职能可替代性增强,少数职能呈现缺位状态。这些冲突主要由理论变革、技术变革、司法场域变革所形成。理论变革导致传统正义向数字正义的转型,技术变革导致数字化庭审与传统庭审构造的冲突,司法场域变革导致智能辅助办案系统与司法辅助人员职能冲突。为应对和解决以上问题,可以从司法辅助人员职能的再界定、司法辅助事务的再分配与司法辅助资源的再调配入手进行改革,以不断适应数字赋能审判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关“机关”的研究——以跨境追赃为视角

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所建立的跨境追赃制度能够有效地建立国际条约与国内法之间的衔接,有助于我国良好地履行条约义务,符合我国跨境追赃之司法实际。但是,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与我国已缔结的双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在有关"机关"的界定上可能存在差异和分歧,给我国跨境追赃工作带来不便。对此,我国可以通过"解释一致"的方法对国内法和国际条约中的相关"机关"进行解释和协调,从而保证跨境追赃制度的有效运作。

中国向德国进行海外追赃的模式与难点突破

虽然中国与德国并没有签署引渡或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中国在德国司法协助法律框架下能够通过三种模式进行海外追赃。在引渡随附移交财物的模式下,追赃成功与否直接受到死刑、政治犯罪等制约引渡本身因素的影响,中国需要处理好不判处死刑承诺的可信度问题,通过举证来强化德国法官关于非政治犯罪的确信;在执行外国没收裁决而移交或分享财物的模式下,中国的审判程序将受到德国法官的苛刻评判,特别是被追诉人归案后无法保证对特殊没收程序进行再审问题;为外国刑事侦查提供“其他协助”的模式具有查清在德涉案款物、以较低程序标准移交给中国的巨大优势,但同时也有权利纠纷风险和移交不彻底的局限。中国在寻求德国刑事司法协助时,根据案件情况,在法律层面进行精细的技术化应对,可以为克服无条约司法协助海外追赃的困境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