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东盟FDI投资风险及其防范措施研究

文章详细探讨了中国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FDI)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防范措施。本文通过分析东盟国家的宏观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市场经营环境,揭示了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投资环境不稳定、投资政策变动、宏观经济波动、汇率风险、文化差异和市场准入障碍等主要风险,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风险防范措施,包括建立多层次的投资环境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金融工具运用、提高跨文化管理能力、优化市场准入策略和建立稳健的供应链管理体系等,旨在帮助中国企业有效应对东盟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提升投资安全性和成功率,促进中东盟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

FDI对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2008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双边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是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有效途径。选取2005—2014年中国对东盟十国FDI存量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在东盟直接投资对双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向东盟直接投资对东盟不同成员国的双边产业内贸易、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且FDI的动态变化会导致垂直型和水平型产业内贸易相互挤出。

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与FDI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3～2009年间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和直接投资面板数据,用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和东盟各国间的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对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新加坡、越南的FDI及新加坡对中国的FDI促进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出口总贸易;中国对文莱、柬埔寨、菲律宾的FDI及文莱对中国的FDI促进出口贸易;中国对柬埔寨的直接投资促进进出口总贸易;泰国对中国的FDI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出口总贸易间存在替代效应。此外,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具有极强的双向因果关系。

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否促进FDI流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引资效应分析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发展中国家逐渐将吸引FDI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目标。本文以古诺数量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三国模型,指出区内贸易壁垒下降可以促进跳过关税型投资和重组性平台投资。通过对中国、东盟地区1992年——2004年FDI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指出市场规模、进口额、工资水平、对区内市场的开放程度等因素对FDI流入有影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通过影响上述因素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内FDI流入的整体水平,同时中国相对于东盟国家的优势可以使一体化条件下厂商增加在中国的重组性投资。

东盟对中国FDI与双边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

基于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发现：1990-199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总贸易额、中国对东盟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投资额的增加对中国对东盟贸易逆差具有显著影响。1998-2007年间,东盟对华直接投资仅对贸易总额和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FDI对贸易的贡献率比1990-1997年间要小,东盟对华投资也不是贸易逆差扩大的原因。

越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结构分析

越南实施革新开放政策以来,加快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步伐。本文从国别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3个角度对越南吸引FDI的结构进行分析,并分析FDI给越南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中国挤占东盟FDI问题研究——基于日本2001-2012年FDI基础上的考察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前后,东盟国家纷纷担心中国会挤占东盟来自发达国家的对亚洲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文章以日本在2001-2012年间对亚洲的FDI为例,考察了中国和东盟在其中的份额和变化趋势。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只有2002年大约有16%日本投资到亚洲的FDI从东盟转移到中国、印度及台湾地区。其中中国和台湾地区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的入世是发生FDI转移的直接原因。除此以外,东盟在2002年度集中精力发展并扩大东盟内部成员国的FDI交流,从而部分忽视了对东盟域外FDI的吸引,这是2002年度东盟FDI转移的内部原因。除2002年外,中国和东盟的FDI体现出越来越高的相互依存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第三方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加入知识—物质资本模型,构建了一个跨国公司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双边因素和"第三方效应"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利用空间计量方法对1999-2013年美国对东盟的生产性服务业FDI进行了考察,得出了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的实证结果。相关结论对于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重要关口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与ASEAN直接投资环境竞争力分析——基于比较成本观点

通过从企业直接成本的角度对中国以及ASEAN主要国家劳动成本、土地获取成本、公共费用成本和运输费用成本、收税成本等方面的对比分析可知,当前影响我国直接投资环境的成本因素主要在于劳动力以及土地等传统投入要素的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与ASEAN低成本国家相比,目前这些国家已与我国形成替代关系。为了稳定外资来源,使其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特别是日本既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也是对华直接投资大国,我国更应关注企业关心的问题,一方面应完善企业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法律环境、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应继续扩大内需,开放国内市场,以此平衡我国在传统投入要素价格方面上升带来的压力。

中国直接投资东盟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0-2021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构建进出口引力模型,测算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在贸易效应,发现出口效应显著大于进口效应,且进口效应不明显,从政府和企业角度提出完善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以期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及投资效应

自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以来,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发展。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可以判断直接投资的类型,并检验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第三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实际汇率、相对市场规模和工资差异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促进了对其直接投资;能源和税率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上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基础设施、政治风险和开放度在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上影响不显著;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类型是水平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第三方效应"不显著。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东盟十国的Panel Data检验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本文采用快速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利用2005—200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性研究。研究表明,东盟各国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状况、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均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因素;而东盟各国的汇率(直接标价法)、工资、税收均是显著的负相关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与相关理论和研究预期一致,表明市场寻求动机和效率寻求动机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机。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建议以促进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投资东盟SWOT分析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东盟国家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居,自然资源丰富,经济互补性强,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理想地区之一。通过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SWOT分析,甄选出具体的SO投资战略,并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就SO战略的实施提出对策和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行业数据分析

对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与东盟相关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对其投资具有较大发展空间。随后运用灰关联度法分析了2005～2009年中国投资东盟对国内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制造业对中国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最后运用灰关联度预测模型,对2010～2014年中国投资东盟的产业进行分析,结论认为在此期间中国投资东盟的金融业和制造业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作用越来越强。

中日对东盟投资的比较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与东盟合作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日本作为东盟传统的贸易与投资大国,已成为中国企业在东盟投资的主要竞争对手。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和日本在东盟地区投资的现状及比较优势进行分析,探索中国企业应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提升对东盟投资的竞争力,抓住目前良好的机遇,更有效地加快对东盟地区的投资。

日本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变化及评价

东盟各国是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投资地,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对外投资战略的 变化和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日本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规模、国别格局、行业特征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主 要探讨这些变化并对其进行评价。

西部地区与东盟五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比较

金融危机后中国西部地区FDI流入势头强劲,但依然面对诸多挑战。由于东盟国家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和工业发展阶段都与西部地区相似,东盟国家成为中国西部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对手。将危机后两者FDI流入进行对比,并利用修正后的产业级差模型分析了各地在承接FDI的竞争地位。结果表明,仅从产业层面比较东盟五国与中国西部省份,后者更有优势。同时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新形势下西部吸引FDI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集聚、地区生活水平、市场开放程度等是影响西部地区FDI区位选择的最主要因素。

CAFTA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农业的SWOT分析

本文运用SWOT分析法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背景下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农业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层面提出要搞好服务平台建设、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构建企业对外投资风险保障体系,以及从企业层面提出要慎选投资国家及农业投资领域、做好可行性研究、利用华商资源、加大人才培养力度等对策建议。

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投资效应研究

在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之际,学术界用各种指标深入分析了其贸易效应。但东盟发展的目标却是要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投资区。因而要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必须对其直接投资效果也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盟吸收FDI的变化,考察了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投资效应,并重点分析了其投资效应不显著的原因在于其对东盟综合区位优势的改善不明显,并没有有效地提高东盟区域整体竞争力。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化解路径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背景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增长迅速,但是,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投资环境复杂多变,而投资风险事件屡见不鲜。从投资风险类型来看,东道国政治风险,生态环境风险和社会文化风险是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鉴于此,文章提出应分别从中国政府和企业两方面着手,着力构建风险化解体系,从而有效规避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促进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