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协定下中日韩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分析

本文采用RCA、GL、ES和TI指数对比分析了RCEP三个工业成员国中日韩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结果表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紧密,但三国之间的贸易互补性逐渐走弱、竞争性日益增强。本文提出在RCEP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关系的建议。

全球产业链下中国化工产业的参与特征分析——基于产业间关联与产业内贸易的视角

本文基于产业间关联与产业内贸易视角,使用投入产出法和产业内贸易分析法,研究全球产业链下中国化工产业的参与特征。本文使用熵值法构建中国化工产业全球产业链水平的测度体系;计算直接消耗系数和直接分配系数,研究我国化工产业与其上下游境外产业的关联程度;计算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中国化工产业内贸易水平。本文基于2001—2018年数据,实证研究产业间关联与产业内贸易对中国化工产业全球产业链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关联程度与产业内贸易水平对其有正向影响。

跨境电商对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基于跨境电商政策的经验研究

跨境电商作为“互联网+国际贸易”产生的贸易新形态,正逐渐成为我国国际贸易重要的增长来源。随着国际贸易模式和业态的变化,产业内贸易的动因或将进一步丰富。本文基于2012年以来我国密集出台的一系列跨境电商鼓励政策,采用双重差分的研究方法探究了跨境电商政策的实施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同贸易伙伴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增长。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正是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提高贸易产品的多样性,来促进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分析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我国通过发展跨境电商来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支撑。

RCEP背景下广东省与东盟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研究

近五年来,广东省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规模出现了很大的增长,机电产品作为双方贸易的主要产品,其贸易规模也迅速增加,且产业内贸易开始成为双方贸易的主导方式。基于RCEP背景,分析了双方机电产品贸易规模和结构,同时计算出了机电产品的G-L指数和MIIT指数,对广东省与东盟机电产品产业内贸易进行静态与动态研究,并针对双方产业内贸易水平程度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推动广东省与东盟机电产品贸易结构多元化、巩固产业内贸易程度等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是当前中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但以实现碳减排为导向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简称“碳排放权交易”)不仅会影响区域碳排放水平,也会加速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差异变化产生影响。为此,探讨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对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9—2020年中国402个地级市(区)的统计数据,该研究系统测算了中国区域内(省份内)和区域间(省份间)经济发展差异,并运用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此外,进一步从地理位置差异和地区产业类型差异两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整体来看,中国区域发展差异正在缩小,区域内发展差异是引起整体区域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各区域来看,西部地区区域内发展差异明显,而北京、上海等地的高速发展使其与其他地区保持较大的区域间发展差异。②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该过程存在传导效应,即其会先影响区域内发展差异,随后影响区域间发展差异。③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主要通过降低工业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对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产生影响。其中,仅工业产业集聚水平的下降可同时缓解区域内和区域间发展差异。该研究揭示了碳排放权交易与区域发展差异的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中国优化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RCEP框架下海南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分析

RCEP框架下运用Grubel法、GHM法等分析了2012—2021年海南—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情况,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海南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额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海南与东盟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类型属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增加的贸易量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从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与RCEP部分成员国数据

基于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中国与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9个RCEP成员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认为,在样本期内中国与9个RCEP成员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相对较低,平均IIT指数为0.2,充分利用RCEP合作平台,推动中国与其成员国的产业内贸易;从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看,市场规模差异、人均收入差异对产业内贸易呈负相关关系,贸易平衡程度、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则对产业内贸易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两国的市场规模差异与贸易平衡程度是产业内贸易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

联邦德国基辛格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1966-1969)

1966年至1969年,面对东西方关系日趋缓和以及德国分裂逐渐固化的现实,基辛格政府对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进行了调整。在开启两德高层沟通的同时,联邦德国积极寻求通过经济手段缓和与改善两德关系。为此,联邦德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为两德间的贸易松绑,推动双边贸易往来便利化。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调整旨在加强两德间的联系与交流,抑制民主德国的划界政策,同时满足联邦德国企业的利益诉求。基辛格政府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已然成为其德国统一政策的重要一环。尽管受一些政治因素的制约,两德关系尚未实现正常化,但基辛格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实践为后任政府留下了宝贵经验。

中国植物油料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产业内贸易对我国油料安全具有深远影响。为推动我国植物油料贸易和产业的健康发展,从总体和分类两个层面分别计算2011—2020年中国植物油料的Grubel-Lioyd指数、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以及Thom&McDowell指数,分析我国植物油料贸易现状,并提出相应建议。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植物油料贸易增量主要来自产业间贸易,植物油料的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偏低;Thom&McDowell指数表明近年来我国植物油料产业内贸易主要来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基于此现状,针对性地提出实施差异化的植物油料产业内贸易发展战略,建立植物油料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农企集团,提升植物油料风险管控能力等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正式签署,中国农产品出口迎来了新机遇。近年来,中国与RCEP成员国农产品贸易规模呈明显上升趋势。运用GL指数、BI指数和MIIT指数测算2006—2022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指数,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双方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低,且双方产业内贸易增量源自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货物贸易结合度、市场开放度差异、人均收入水平差异、市场规模差异和农产品贸易竞争力对中国与RCEP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货物贸易结合度影响最为显著。

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L指数和BI指数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分析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但仍然主要由进口贸易带动双边畜产品贸易的增长;中国与巴西畜产品贸易最为密切,中国与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畜产品贸易有明显上升趋势;主要贸易畜产品为肉类、乳品、蛋品、蜂蜜类及其他动物产品(主要指动物肠、胃、肝等);静态G-L指数显示双边畜产品产业内贸易整体水平较低,动态BI指数反映出中俄、中印之间的畜产品贸易增长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乳品、蛋品及蜂蜜类产品、其他动物产品的贸易增长主要由产业内贸易引起;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差异及市场开放程度对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畜产品产业内贸易发展影响较为显著。因此,中国应促进产品多样化迎合消费市场,发展规模经济,加强与其他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发展高质量产业内贸易。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这为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发展增添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下,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对外经济合作水平等因素对中国与东盟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则对其能源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具有正向影响。新时代背景下,通过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国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合作、区域性能源安全体系构建等方面的交流,可以持续提升双边能源产业内贸易水平,促进双边能源贸易发展。

美国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管制日趋战略化的背景,研究出口管制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的科技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影响系数为9.328;通过计算出口管制强度指标(EC)发现,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不同行业的出口管制呈现不同的趋势,对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制造业的出口管制呈放宽趋势,对航空航天、计算机、电子通信、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的出口管制日趋严格;通过对比美国其他5个贸易伙伴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发现,在高强度出口管制的影响下,中国高技术产业下的六大行业在国际分工中均处于垂直分工及以下阶段。因此,中国必须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并完善税收优惠政策,扶植技术创新企业,同时还要加强国际技术交流,拓宽技术合作范围。

考虑碳交易收益和网损成本的发电权交易优化模型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亟需完成电源结构调整和降耗减排的任务。提出一种考虑碳交易收益和网损成本的含新能源系统发电权交易优化模型,以推动各类发电厂商积极参与发电权交易。采用发电权日内多边协商交易模式,在降低交易偏差的同时提升交易效率并扩大规模;融合碳交易机制,构建风火、光火和火火多种发电权交易结构,充分挖掘各机组的减排潜力;基于功率分量理论计算交易前、后网损成本的变化,为网损费用的控制和结算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以多边协商交易后综合收益最优为目标函数,考虑出力特性、系统安全等约束条件,建立日内发电权交易电量优化模型。改进的IEEE39节点系统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模型的有效性。

基于省间省内两级电力现货市场的外送交易策略研究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是符合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机制保障。作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第一阶段,省间省内现货“两级申报、两级出清”模式无疑提升了市场参与难度。省级电网作为中间代理方,如何平衡省间省内利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站在送端省份的角度,提出以两级市场交易协调平衡为目标的决策思路,构建基于两级现货市场的外送交易优化决策模型,为量化省间现货对省内现货的影响提供方法,为送端省份在两级现货市场环境下的交易决策提供支撑。

中国大米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中国大米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为研究对象,结合国际贸易的有关理论,利用GL指数、Bru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和GHM指数综合分析中国大米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大米的产业内贸易状况,并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分析得出影响中国大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因素:需求偏好差异、市场差异、技术差异和国际形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贸易品的贸易形态对国际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品的形态主要可以分为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二者对国际经济发展的贡献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以11个发展中国家和32个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WIOD,通过总体回归和分类回归得到如下研究结论:在总体回归中,在世界范围内,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最终品贸易的作用更加强烈。在分样本回归中,当考虑不同的国家类型时,在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时,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时,最终品贸易成为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间品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

股票注册制改革背景下的散户投资行为——基于科创板市场微结构交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散户投资者在我国股市日度交易中既占据主导地位,又属于弱势群体。在全面实行股票注册制改革背景下,有效撬动散户投资者闲散资金,引导更多“资金活水”流向符合国家战略发展的优质企业,切实保障融资速度与引资速度平衡是注册制改革稳定落地的关键。文本以此为出发点,解析散户日内微结构交易行为,指出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在抑制二级市场散户异常净买入行为、逐步淘汰“噪音交易者”的同时,对散户投资者的资金参与意愿产生抑制作用。我国多数散户投资者无法真正挖掘到企业已公开的信息价值,加剧的信息价值差是导致当前散户交易呈现净卖出的主要因素;以推进金融市场投资端改革为视角,从企业和投资者两个维度为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完善注册制发行制度、防控注册制实施风险提供参考。

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

本文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试验,并结合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库,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对其进一步分析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显著缩小了沿海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对内陆地区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内部薪酬差距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